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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可染住了许多年的家。
西边房子住着可爱可敬的八十多岁目明耳聪快乐非凡的可染妈妈李老奶奶。
东房住着位姓范的女子，自云“跟杜鲁门夫人吃过饭”。她爱穿花衣，五十多岁，单身。
北房原住在前面说过的袁迈一家，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袁季，二儿子有点口吃的叫袁聪，三女儿可爱之极，名叫袁珊，外号“胖妹妹”，和我儿子也是同年。袁家的两个儿子长得神俊，规矩有理，也都成为我的喽。后来工艺美术系扩大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属于这个系统的人才都搬走了。搬走之后住进一家常浚夫妇，原在故宫工作，新调来美院管理文物。他们家的孩子也是三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叫万石，二儿子叫寿石，三女儿叫娅娅，都是很老实的脾气。常家还带来一位约莫八十来岁的驼背老太太做饭，从不跟人多说句话，手脚干净而脾气硬朗，得到大家暗暗尊敬。
隔壁有间大房，门在后口窄道边，原住着木刻家彦涵、白炎夫妇和两个儿子，大的叫四年，小的叫东东。四年住校，东东住托儿所。四年是个温顺可人的孩子，跟大福生子、李燕、沙贝、沙雷、郎郎、袁季等同龄人是一伙。东东还谈不上跟大家来往，太小。
彦涵后来搬到鼓楼北官坊那边去了。接着是反“右”，这位非常杰出的木刻家对几十年来所受到的委屈，倒是一声不响，至今七十多岁的人，仍然不断地创造崭新风格的动人而强大的作品。
彦涵走了以后搬来陶瓷大家祝大年夫妇和三个孩子。大的叫毛毛，小的叫小弟，更小的女儿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小弟太小，毛毛的年龄在全院二十多个孩子中间是个青黄不接的七岁。大的跟不上，小的看不起，所以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或是在大群孩子后面吆喝两声。他是很聪明的，爸爸妈妈怕他惹祸，有时关他在屋子里，便一个人用报纸剪出一连串纸人物来，精彩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好像身体虚弱，大热天肚脐眼到胸口围上一块仿佛民间年画上胖娃娃身上的红肚兜，其实能说能笑，不像有病的样子。可能是漂亮夫人细心照顾、体贴入微的部分表现。
有一天夫人不在家，吃完午饭，祝大年开始午睡，那位不准外出的毛毛一个人静悄悄地在地板上玩弄着橡皮筋，一根根连成十几尺的长条。祝大年半睡半醒，间不以为意，眼看着毛毛将长条套在一个两尺余高的明洪武釉里红大瓶的长脖子上，跪在地上一拉一拉，让桌上的瓶子摇晃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大瓶子从桌上落在地面，这个价值连城的瓶子发出了心痛的巨响，祝大年猛然清醒已经太迟……虽然他是位大藏家，仍肯定会长年地自我嘲笑这件事。
祝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珍惜的东西他也看得开，精于欣赏，勇于割舍。我不敢问起“文革”以后他那些藏品哪里去了。他曾经是个大少爷，见得太多，豁达成性，大概无所谓……
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这是一九五三年，春天。
和可染先生夫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什么会上。我给了他几支英国水彩赭石颜料，这东西画人物皮肤很见效，比眼前的中国颜料细腻。他一直是相信我的话的，但没有机会听到他说是否好用的消息了。
对于他们的孩子，我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尊敬，信赖。猛然遇见我时会肃立认真地叫一声叔叔。大雅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这样，这不是一般的关系。郎郎、大卫、寥寥、毛毛、小弟、沙贝、沙雷、伊沙、袁季、袁聪是这样，小可、李庚更是这样。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
“文革”以后除了被国家邀请与作人、淑芳先生夫妇，可染、佩珠先生夫妇，黄胄老弟夫妇住在一个好地方画任务画之外，记得只去过可染先生家一次。
为什么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个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创作氛围，一种艺术思路的逻辑线索。不光是时间问题。客人来了，真诚地高兴；客人走了，再回到原来的兴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恶意地破坏，不是干扰，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这种感受，不能不为他设想。
不过十年以来，倒是在我们家有过几次聚会。那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放暑假回家，请伯伯、伯母们吃一次饭。照例约请可染夫妇，作人夫妇，君武夫妇，苗子、郁风夫妇，丁井文老兄，周葆华老弟，间或木刻家李少言兄和一些偶然从外地来的好朋友。梅溪做的菜在诸位心目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起也很好玩，说笑没有个尽头。到了晚上九点十点，车子来接他们回家了，都不情愿走，可染和作人两位老人还比赛划拳，谁输谁先走。一次杨凡老弟恰巧也在，照了不少相片。
“世上无不散的筵席”。孩子都长大了，伯伯、叔叔们一天天老去，虽明白这是常规常理，却不免感慨怆然。
和可染先生夫妇多次谈到大雅宝胡同的每一件零碎小事，他们都那么兴奋，充满快乐的回忆，说我的记性好，要我快些写出来。当然，他们是希望通过我的回忆重温那一段甜美的生活的。我答应了，我以为可染先生会起码活到九十岁，“仁者寿”嘛!不料他来不及看我的这些片段了。惟愿有一天把这篇文章祭奠在他的灵前……
当然，我还要请读者原谅我这篇文章的体例格式。我是为了活着的李可染而写的，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一次聊天，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那近十年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文汇报》用江纹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谈叶浅予先生的文章时，人家问起他，他就说：“是大雅宝那边的人写的!”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
“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
大雅宝于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禅、希文、袁迈、尚仁、常浚、布文，现又添了个可染。
听说佩珠栽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四十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患。恐惧能使生命缩短，难怪“文革”那些不幸的日子觉得过得快。其实，“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日子也快。那是我们解放以来从来未有过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因此，不能不先写写我们大院子所有的人和生活。李可染活动在我们之中。文章点到那里，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情绪饱含着革命的内容，一肚子、一脑子的激情。交谈都离不开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幼稚蒙昧再加上点恐惧更来得确切。像各人躲在自己的帐子里互相交谈，免不了都隔了一层。因为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谈话都是艺术上的探讨，我又说得多，大家直来直去，倒得到无限真诚的默契。
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及至他读到李的画作，从座位上站起来，再一张一张慢慢地看，轻轻地赞美，然后说：“你要印出来!要用这种纸……”
于是他转身在柜子顶上搬出一盒类乎“蝉翅宣”的纸来说：“这种!你没有，我有，用我这些纸……”
他明显地欣赏可染的画。齐九十岁，可染才四十刚出头。后来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艺术法门的精神依归。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止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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