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头 /黄永玉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3)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及老发现占便宜的人环绕周围时,不免产生一种设防情绪来保护自己。

  人谓之“小气”。自己画的画不肯送人是小气;那么随便向人索画就是大方吗?不送一个人的画是小气;不送一千一万人的画也是小气吗?为这帮占小便宜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大方吗?

  随便向人要画的中国传统恶习的蔓延已成为灾难。多少画家对这种陋习的抗拒,几乎前仆后继,是一种壮烈行为。

  可染先生还提到老人学问的精博,记忆力之牢实。北京荣宝斋请齐老写“发展民族传统”六个横幅大字。老人想了几天,还问可染“天发神谶碑”拓片哪里可找?上头那个“发”字应该弄来看看。不久就看到了那个拓本,六个大字书就后挂在荣宝斋当年老屋的过厅门额上。字是随意体,写得雄厚滋润之极,看得出其中的“发”字受到“天发神谶碑”中的“发”字的鼓舞,乘搭过气势,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这是齐白石之所以为齐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铁屋老人手中的。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入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惟一的一幅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幅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回到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一路上我们几家人笑个不停,可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禅也一路又笑又解释:“太,太累了!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到‘报名’时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没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场独脚戏。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几年之后,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又大笑一场。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不是小好,是大好。

  高兴的时候,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苦禅、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禅的《夜奔》,邹佩珠的《搜孤救孤》,大家唱完了,要我来一段;一段之后又一段,头一段《独木关》,第二段《打棍出箱》。可染拉完之后满脸惊讶,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你,你这是哪年的腔?高庆奎?刘鸿声?那么古?我琴都跟不上


!”

  我不知如何是好!小时候是跟着“高亭”和“百代”公司学唱的京戏,二十年代的事,怎清楚是谁?

  有好些年我不敢对可染再提起京戏的事。

  可染先生做学生的时候,杨宝森曾劝他别念“杭州艺专”,和他拉琴去,他不干。看起来他做对了。可惜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们院子里的几口破嗓子的下场,实在太过可惜和浪费了。

  他有不少京剧界的老朋友,甚至是亲戚,如尚和玉、俞振飞、萧长华、盖叫天。孩子们呼啸着把老头子搀进院子,又呼啸着把老头子搀扶出去。齐白石老人也来过好多次。他的到来,从前院到后院都是孩子们的呼啸:“齐爷爷来了!齐爷爷来了!”

  记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护士跑得不知所踪,令他十分伤心而焦急;一次是过春节的信步所至;一次是因湘潭故乡来了一位七十多岁、无理取闹、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钱要东西的儿子,他来找学生李可染帮忙解决困难。这一次在底衣里全身披挂着用布条缝成的小金块,托可染暂时帮他收存,以免那个“调皮的儿子”拿走。

  可染先生夫妇总是细心料理齐老人这些乌七八糟的琐碎事,并以此为乐。

  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他所谓的那个“案”,其实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说起这张毯子,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白石先生逝世时,他和关良先生正在民主德国开画展。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令他十分伤心,每次提起都叹息不止。

  可染先生的妈妈是位非常好的老太太。八十多岁的人,满院和人聊天。要说些秘密的私房话时全院子都听得见。魁梧,满面红光,大声“哈哈”地笑,她和我们是知己,喜欢梅溪和孩子,喜欢喝我们家的茶。

  她身体是这么好。因为满院乱走,一次面朝地狠狠地摔在黑过道里,引起了全院的大震动。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这还得了?尤其她是那么让人衷心喜欢的老太太。急忙地送进医院。当我们从街上回来之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都哭了,以为再不会见到她。

  一个多星期,门外李奶奶大叫:“黄先生!黄先生!黑蛮的爹!”我们真不能相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老奶奶又哈哈大笑地进了门:“黄先生!哈哈哈!没事。就是脸摔得难看,真不好意思见人,等好了才能上街,你看!”

  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找李可染不知什么事,中院没有,他客厅和画室都没有,便掀开西屋李老奶奶的布帘子,猛然见到李老奶奶光着身子坐在大木盆里洗澡,吓得我往外便跑,只听见李老奶奶大笑大叫地说:“黄先生!来吃奶呀!别跑呀!”

  大家在一起说到那天的狼狈时,李老奶奶指着可染说:“他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你害什么臊?”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许多人口,母亲、孩子们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须照顾的亲戚。没有特别的嗜好,不喝酒,不吸烟,茶要求不高,惟一享受是朋友的来访。饭食也很将就,全由自己的亲妹妹想做什么就吃什么。

  他不想惹事。谨慎、小心,大胆子全用在画画上。

  他讲笑话的本领恐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讲的笑话简练、隽永、含蓄。说的时候自己不笑,别人反应出大笑来时,他才跟着一起大笑。我在别的文章曾经引用的一则笑话,就是他说的:

  “一个胆小鬼遇见蛇,大吃一惊;另一个朋友说:‘有什么好怕?它又不是青蛙!’”

  在拳头上画一个脸,包上小手绢当头巾,然后一动一动,像煞活生生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也是他教我的。

  我们一起在首都体育馆看日本大相扑,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仪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

  “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不到三秒钟!”

  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扑有意思万倍。

  我有时给他来一段麒麟童、程砚秋、言菊朋的模拟表演,他也笑得喘不过气。

  他是一个细腻的幽默家,可惜他很少有时间快乐。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

  在记忆中,仿佛没见过他责骂孩子。

  说到孩子,他三个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欢。

  小可长大之后当解放军,矮小,结实。多少多少年没见了,一次在校尉营转角处见到一个雄壮的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叫了我一声“黄叔叔”,行了一个军礼。“啊!小宝


!是你呀!小宝。”我感动极了,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忘记了对解放军应该的严肃和尊敬。小宝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黄叔叔试着办吧!

  小可复员之后,在北京画院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有父风的画师,同时照顾着自己越来越老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是好的。

  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我们隔壁,孩子们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孩子们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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