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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可染先生、佩珠夫人
可染先生逝世了。离开他那么远，我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岁，也就是说，我回北京二十八岁那一年，他才四十四岁。那算什
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曾经在那时已开始的友谊，那一段温暖时光。
一九五三年，我，带着七个月大的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桥大头条沈从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时表叔也才四十五岁，真了不起，他那些辉煌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四十五岁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里住了不久，学校就已经给我安排好住处。那就是我将安居十年左右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扒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们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接着是张仃夫妇，带着他们的四个喽。
以后的日子，我跟他们两家的生活几乎是分不开的。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指引和照顾。
大雅宝五十米的胡同拐角有一间小酒铺，苦禅先生下班回来，总要站在那儿喝上两杯白酒。他那么善良朴素的人，一个重要的写意画家，却被安排在陶瓷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画陶瓷花瓶。为什么?为什么?至今我还说不出原由。我下班时若是碰见他，他必定跟我打招呼，并得意地告诉酒铺的小掌柜：
“……这位是黄永玉先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咱们党从香港请来的……”
我要说“不是党请来的，是自己来的”也来不及。他是一番好意，那么真诚无邪，真不忍辜负他的好意。
董希文有时也让沙贝提着一个了不起的青花小提梁壶打酒。
那时尚有古风。还有提着一只盖着干净蓝印花布的篮子的清癯的中年人卖我们在书上见识过的“硬面饽饽”。脆硬的表皮里软嫩微甜的面心，这是一种寒冷天气半夜街头叫卖的诗意极了的小食物。
大雅宝胡同另一头的转角是间家庭面食铺，早上卖豆浆、油条、大饼、火烧、糖饼、薄脆，中午卖饺子和面食；后来几年的“资本主义改造”，停了业。有时街头相遇，寒暄几句，不免相对黯然，这是后话。
北京东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
我一家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但我们很满足。我所尊敬的许多先生都住在同样水平而风格异趣的房子里。学院还有几个分布在东西城的宿舍。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前的老槐树绿阴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失尽优雅和委婉。
甲二号门口小小的。左边是隔壁的拐角白粉墙，右边一排老灰砖墙，后几年改为两层开满西式窗眼的公家楼，大门在另一个方向，而孩子们一致称呼它是“后勤部”大院，这是无须去明白的。
我们的院子一共是三进，连起来一长条，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小雅宝胡同往西走几步向右一拐就到了禄米仓的尽头；“禄米仓”其实也是个胡同，省下胡同二字叫起来原也明白。只是叫大雅宝和小雅宝时却都连着胡同，因为多少年前，前后胡同出了大小哑巴的缘故。
禄米仓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那里有粮店，菜站，油盐酱醋，猪、牛、羊、鸡、鸭、鱼肉店，理发店和一家日用杂货店。还有一座古老的大庙，转折回环，很有些去处。可惜主殿的圆形大斗穹，听传说被旧社会好事贪财、不知轻重的人卖到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去了。更听到添油加醋的传说，那些大斗拱材料被编了号，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地存在仓库里，根本没有高手能把它装配起来。我们当时还很年轻的国手王世襄老兄恰巧在那儿，得到他的点化，才在异邦重新跟惊讶佩服的洋人见了面。
那座庙是个铁工厂，冶炼和制造马口铁生活用具，油烟和电焊气味，冲压和洋铁壶的敲打，真是古联所云：“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的感觉。
甲二号宿舍有三进院子。头一个院子，门房姓赵，一个走失了妻子的赵大爷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大福生子和八岁的儿子小福生子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女儿乖，大小儿子十分创造性的调皮。
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纽文柴”，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实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是个航空方面的科学家。沙贝在日本，是我一生最中意的有高尚品味的年轻人之一。我们一家时时刻刻都想念他，却一直不知道他生活得怎么样。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和丈夫从延安走出来，却显得十分寂寞。布文是“四人帮”伏法以后去世的，总算解开了一点郁结；可惜了她的头脑和文采。
数得出他们的四个孩子：乔乔，女儿；郎郎，大儿子；大卫，二儿子；寥寥，三儿子，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大卫沉默得像个哲学家，六七岁，有点驼背，从不奔跑打闹。我和他有时静悄悄地坐在石阶上，中午，大家午睡，院子静悄悄，我们就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文学问题。他正读着许多书。
郎郎是一个非常纯良的孩子。他进了寄宿学校，星期天或寒暑假我们才能见面。他有支短短的小竹笛，吹一首叫做《小白帆》的歌。他善良而有礼，有时也跟大伙儿做一种可原谅的、惊天动地的穿越三大院的呼啸奔跑。一般地说，他很含蓄，望着你，你会发现他像只小鹿，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
妻子曾经说过，写一篇小说，名叫《小白帆》，说这一群孩子“将来”长大的合乎逻辑的故事。不料匆忙间这些孩子们长大了，遭遇却令我们如此怆然。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头，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乔乔原在儿童剧院，后来在云南，再后来到国外去了。一个女孩走向世界，是需要强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她开阔，她对付得了!
只有那个沉默好学的大卫，自从上山下乡到了庐山之后，近二十年，一直没有过下山的念头。他是几十万分之一的没有下山者。我许多年前上庐山时找过他，那么超然洒脱，漠漠于宁静之中。
他们家还有一位姨娘，是布文的姐姐。她照顾着幼小的寥寥，永远笑眯眯，对一切都满怀好意。
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两个门，一门曲曲折折通到张仃内室，一个是张家简陋的厨房。说简陋，是因为靠墙有个古老的长着红锈的浴盆，自来水管、龙头阀门一应齐全，通向不可知的历史那里。它优越而古老，地位奇特，使用和废弃都需要知识和兴趣，所以眼前它担任一个很谦虚的工作——存放煤球。
中院第一家是我们。第二家是工艺美术家柳维和夫妇和他们又小又胖的儿子大有。第三家是程尚仁夫妇，也是工艺美术家，女儿七八岁，清秀好看，名叫三三；三四岁的儿子，嗓门粗而沙，大眼睛，成天在屋子里，让我把他的名字也忘了。
一个大院子，东边是后院袁迈夫妇的膳房，隔壁还有一大一小的屋子住着为袁迈夫妇、后来为彦涵夫妇做饭的、名叫宝兰的女青年。
院子大，后来我在李可染开向我们中院的窗前搭了个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饭有点“人为的诗意”。
然后钻进左手一个狭道到了后院。东南西北紧紧四排房子。不整齐的砌砖的天井夹着一口歪斜的漏水口。左边再经一个短狭道到了后门。
南房一排三间房子，两间有高低不平的地板，一做卧室，一做客厅；另一间靠东的水泥地的窄间是画室，地面有两平方尺的水泥盖子，过去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藏发报机的秘密仓库，现在用来储放大量的碑帖。每间房的南墙各有一扇窗，透过客厅的窗可看到中院我栽的葡萄和一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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