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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卷三 第十章

  郜明以为,和安忠良的恩恩怨怨在北溪河时期就结束了。后来他和凌凤去了延安,根本没想到还会再回清浦做军管会主任,更没想到会由他来判处安忠良的死刑。这仿佛都是在冥冥之中被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决定的。

  清浦是1949年10月3日解放的。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某部政委。他们部队并没有参加解放清浦的战斗,而是在清浦解放第二天,奉命进驻清浦的。

  那是个征服之夜。杂乱的马蹄踏碎了满天繁星,也踏碎了旧世界最后的残梦。他骑在一匹良种蒙古马上,急速前进,仿佛随着一股颠簸的巨浪飘浮在昏暗的天地之间。马上的世界飘忽不定,大道两旁的杨树“呼啦啦”一路往后倒,像是没了根。近处远处的残墙断壁在朦胧的月色中时隐时现,硝烟刚息的大地在那夜显得那么残败,那么渺小。

  自豪感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为人民胜利了的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而自豪。这座城市记录着他一次次斗争和一次次失败,浸渗着他的爱和恨,更浸渗着他的同志和朋友们的生命和鲜血。今天,他回来了,他要代表人民,代表那些倒下的同志们,在这里和那些旧时代的宠儿们算清旧账。

  旧时代的宠儿们没有放弃最后的反抗,郜明和先头部队的同志们开进清浦的那个夜里,抗拒的枪声就炸响了。他们策马穿过华荧山下的锯木厂时,居高临下的破厂房里突然飞出了一片稠密的子弹。五六个同志中弹落马,郜明的军帽也被穿了个窟窿。郜明愤怒极了,他没想到已解放了的被征服了的城市会这样欢迎他,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剿匪。天亮后,后续部队赶到了,盘踞在锯木厂的五十多名匪徒,在轻重火器的攻击下被全歼,锯木厂也在交战中化为一片废墟。

  这帮匪徒隶属于清浦反共救国委员会。不过,在那个交战的夜里郜明并不知道,更不知道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匪首会是老熟人安忠良。

  救国委员会的情况是在郜明接管清浦一个多月后发现的。当时,军管会命令清浦市原反动军政警宪人员进行自首登记,救国委员会一个叫康宜清的人来自首了,提出要见军管会负责人。工作人员问康宜清有啥事,康宜清不说。工作人员反应敏捷,越级向郜明报告,郜明本能地觉着有大事,当天就见了康宜清。康宜清和盘端出了救国委员会的组织和内幕情况,并且供出了安忠良的隐身之处。

  郜明听后大为震惊,当夜下令全城搜捕。搜捕进展顺利,一夜之间一百八十名匪徒落网,救国委员会在天亮之后便基本上不存在了。

  安忠良奇迹般地落网了。他是在头部、大腿受伤后被活捉的,据抓获他的战士说,他是准备自杀的,结果,手枪里没子弹了,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俘虏。

  遵照郜明的指示,对安忠良的审讯第二天就开始了。审讯地点是广仁医院病房。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安忠良一言未发,连自己的姓名、年龄都没报,气得审讯他的干部、战士几次拔出佩枪要毙他。安忠良不怕,当黑乌乌的枪口对着他缠着绷带的脑袋时,他干脆拔掉了输血针头。审讯人员把自首的康宜清带来和他对质;他乘人不备,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花瓶砸了过去,没砸到康宜清,倒把一个看押战士砸得血流满面。

  郜明只好下令暂停审讯。

  第二次审讯是四个月以后了。其时,安忠良已动过两次手术,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审讯地点也从广仁医院挪到了清浦监狱的会见室,郜明亲自出面了。监狱的会见室为这次审讯做了精心安排,破旧的条凳换成了舒适的沙发,醒目的标语暂时扯去了,桌子上、茶几上还摆满了水果点心,郜明也脱下军衣,穿了便装。

  陪审的同志不解其意,问郜明为什么对安忠良这么客气?

  郜明意味深长地道:“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嘛,总要讲点待客之道嘛!”

  陪审的同志说:“这位客人可是我们用枪杆子请来的呀!”

  郜明笑道:“是啊,今非昔比喽,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更要客气点,甭让人家说咱们胜利后没有雅量嘛!再说,这位安忠良先生也算是老资格了,1925年就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抗战的时候又做过我的顶头上司——四县联县县长兼常七旅旅长,这些账我都得认,是不是?”

  说这话时,郜明并不完全是在做政治文章,内心深处的确有些伤感。不管怎么说,风风雨雨的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二三十年中,他和安忠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难解难分的冤隙,但是,内心深处也并非没有丝毫的友谊。就像昔日的仇恨是难以忘却的一样,昔日的友谊也是难以忘却的。

  坐在监狱会见室沙发上等候提押安忠良时,郜明想得更多的不是仇恨,而是友谊。他十分清楚地记起了他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躲掉的那个早晨,记起了安忠良面对军阀匪兵的枪口发出的怒吼。那天他的命运是掌握在安忠良手里的,只要安忠良的嘴角向天花板上努一努,今天他就无法以征服者的身份进行这场正义的审判了。人生有时真像一场梦。

  如今这场属于他们的共同的梦做到了头,他要决定安忠良的命运了,内心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瞬间,郜明脑子里甚至冒出极出格的念头:安忠良发啥疯啊?为什么不早早逃到台湾或香港去呢?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坚持啥地下斗争,以至于接受这场对他们双方都十分尴尬的审判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细细一想,却又想通了,安忠良是为了他所谓的党国事业,就像他为了党的事业一样。如果说他是共产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安忠良就是国民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品质的好坏,而在于所属事业的正义和非正义。人在这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和各人的功过,完全取决于他所选择的群体事业的价值和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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