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77)_周梅森

七七

　　§卷三第十章

　　郜明以为，和安忠良的恩恩怨怨在北溪河时期就结束了。后来他和凌凤去了延安，根本没想到还会再回清浦做军管会主任，更没想到会由他来判处安忠良的死刑。这仿佛都是在冥冥之中被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决定的。

　　清浦是1949年10月3日解放的。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某部政委。他们部队并没有参加解放清浦的战斗，而是在清浦解放第二天，奉命进驻清浦的。

　　那是个征服之夜。杂乱的马蹄踏碎了满天繁星，也踏碎了旧世界最后的残梦。他骑在一匹良种蒙古马上，急速前进，仿佛随着一股颠簸的巨浪飘浮在昏暗的天地之间。马上的世界飘忽不定，大道两旁的杨树“呼啦啦”一路往后倒，像是没了根。近处远处的残墙断壁在朦胧的月色中时隐时现，硝烟刚息的大地在那夜显得那么残败，那么渺小。

　　自豪感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为人民胜利了的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而自豪。这座城市记录着他一次次斗争和一次次失败，浸渗着他的爱和恨，更浸渗着他的同志和朋友们的生命和鲜血。今天，他回来了，他要代表人民，代表那些倒下的同志们，在这里和那些旧时代的宠儿们算清旧账。

　　旧时代的宠儿们没有放弃最后的反抗，郜明和先头部队的同志们开进清浦的那个夜里，抗拒的枪声就炸响了。他们策马穿过华荧山下的锯木厂时，居高临下的破厂房里突然飞出了一片稠密的子弹。五六个同志中弹落马，郜明的军帽也被穿了个窟窿。郜明愤怒极了，他没想到已解放了的被征服了的城市会这样欢迎他，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剿匪。天亮后，后续部队赶到了，盘踞在锯木厂的五十多名匪徒，在轻重火器的攻击下被全歼，锯木厂也在交战中化为一片废墟。

　　这帮匪徒隶属于清浦反共救国委员会。不过，在那个交战的夜里郜明并不知道，更不知道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匪首会是老熟人安忠良。

　　救国委员会的情况是在郜明接管清浦一个多月后发现的。当时，军管会命令清浦市原反动军政警宪人员进行自首登记，救国委员会一个叫康宜清的人来自首了，提出要见军管会负责人。工作人员问康宜清有啥事，康宜清不说。工作人员反应敏捷，越级向郜明报告，郜明本能地觉着有大事，当天就见了康宜清。康宜清和盘端出了救国委员会的组织和内幕情况，并且供出了安忠良的隐身之处。

　　郜明听后大为震惊，当夜下令全城搜捕。搜捕进展顺利，一夜之间一百八十名匪徒落网，救国委员会在天亮之后便基本上不存在了。

　　安忠良奇迹般地落网了。他是在头部、大腿受伤后被活捉的，据抓获他的战士说，他是准备自杀的，结果，手枪里没子弹了，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俘虏。

　　遵照郜明的指示，对安忠良的审讯第二天就开始了。审讯地点是广仁医院病房。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安忠良一言未发，连自己的姓名、年龄都没报，气得审讯他的干部、战士几次拔出佩枪要毙他。安忠良不怕，当黑乌乌的枪口对着他缠着绷带的脑袋时，他干脆拔掉了输血针头。审讯人员把自首的康宜清带来和他对质；他乘人不备，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花瓶砸了过去，没砸到康宜清，倒把一个看押战士砸得血流满面。

　　郜明只好下令暂停审讯。

　　第二次审讯是四个月以后了。其时，安忠良已动过两次手术，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审讯地点也从广仁医院挪到了清浦监狱的会见室，郜明亲自出面了。监狱的会见室为这次审讯做了精心安排，破旧的条凳换成了舒适的沙发，醒目的标语暂时扯去了，桌子上、茶几上还摆满了水果点心，郜明也脱下军衣，穿了便装。

　　陪审的同志不解其意，问郜明为什么对安忠良这么客气？

　　郜明意味深长地道：“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嘛，总要讲点待客之道嘛！”

　　陪审的同志说：“这位客人可是我们用枪杆子请来的呀！”

　　郜明笑道：“是啊，今非昔比喽，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更要客气点，甭让人家说咱们胜利后没有雅量嘛！再说，这位安忠良先生也算是老资格了，1925年就当过清浦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抗战的时候又做过我的顶头上司——四县联县县长兼常七旅旅长，这些账我都得认，是不是？”

　　说这话时，郜明并不完全是在做政治文章，内心深处的确有些伤感。不管怎么说，风风雨雨的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二三十年中，他和安忠良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难解难分的冤隙，但是，内心深处也并非没有丝毫的友谊。就像昔日的仇恨是难以忘却的一样，昔日的友谊也是难以忘却的。

　　坐在监狱会见室沙发上等候提押安忠良时，郜明想得更多的不是仇恨，而是友谊。他十分清楚地记起了他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躲掉的那个早晨，记起了安忠良面对军阀匪兵的枪口发出的怒吼。那天他的命运是掌握在安忠良手里的，只要安忠良的嘴角向天花板上努一努，今天他就无法以征服者的身份进行这场正义的审判了。人生有时真像一场梦。

　　如今这场属于他们的共同的梦做到了头，他要决定安忠良的命运了，内心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瞬间，郜明脑子里甚至冒出极出格的念头：安忠良发啥疯啊？为什么不早早逃到台湾或香港去呢？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坚持啥地下斗争，以至于接受这场对他们双方都十分尴尬的审判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细细一想，却又想通了，安忠良是为了他所谓的党国事业，就像他为了党的事业一样。如果说他是共产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安忠良就是国民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品质的好坏，而在于所属事业的正义和非正义。人在这里不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和各人的功过，完全取决于他所选择的群体事业的价值和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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