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74)_周梅森

七四

　　§卷三第八章

　　渐近黄昏的晚年，在对灯独坐的沉重时刻，郜明不止一次地严厉审视过自己的一生。在审视中，他时不时地问自己：在往昔，在那些置身革命斗争的非常岁月里，他真的从未怀疑过党吗？真的像一个齿轮或一颗螺丝钉一样随着党的机器轰隆隆运转么？他有没有过迷惘的时刻？是否产生过让齿轮停止运转的念头？

　　有过。有过这样的非常时刻，也有过这样的念头。

　　1937年10月的那个早晨是不该被忘记的。当郜明和上百名政治犯站在监狱的天井里，听外面党组织派来的代表作形势报告的时候，深刻的怀疑第一次产生了。那位代表的模样郜明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高高瘦瘦的，约莫四十来岁，刀条脸，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好像姓王。狱中有个难友认识他，说这位王代表确实是共产党人，曾当过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代表向他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指示，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决定，履行手续，出狱工作。

　　郜明记得，那是个阴暗潮湿的日子，看不到日头，看不到阳光，四周一片灰蒙蒙的，使人感到无比压抑。高墙电网外隐隐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闹不清是交战的炮火，还是压抑在低空中的闷雷。是秋天了，按说不该再有雷声。

　　大家都沉默着，好长时间没人说话，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外面的抗战形势，难友们多少是知道一些的，郜明被捕前就听说过中央有再度实行国共合作的意向。然而，此时此刻，当这种意向真的变成现实的时候，郜明和难友们又觉着难以置信了。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郜明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这很可能是一场骗局，那位姓王的可能代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此人是要把他们拖下水。

　　王代表见大家沉默着，一个个无动于衷，有些着急了，红着眼圈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为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大局，同志们应该相信中共中央，相信组织，应该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出来工作，为全民族抗战作出新贡献。继而，一个穿西装的国民党官员也讲了话。官员说，中共现在已具有合法地位，隶属于中共的红军即将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此后大家应该摈弃前嫌，为民族之生存，国体之维持而共同奋斗。见下面仍是一片死寂，官员又说，狱中与世隔绝，大家也许会感到突然，这并不奇怪。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多看看报纸，看看中共有关国共合作的文告。凡愿意接受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履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义务者，均可在草拟好的声明上签字，然后出狱工作。

　　报告会一散，各个号子沸沸扬扬乱作了一团。狱中的种种迹象证明，那位姓王的代表和国民党官员讲的话是真的。关押政治犯的号子从那天早晨开始不再落锁，难友们串号来往不再被禁止。看守们的态度也好多了，有些看守还私下向自己的犯人道歉，讲好话，要求日后给予关照。

　　当天，狱外秘密渠道的消息也传来了，履行手续出狱，确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不论感情上能否接受，能否理解，都要坚决执行，先出来再说。郜明和几个谨慎的难友问，如果日后出问题谁负责？回答也是明确的，这是中央的决定，有问题中央负责。大家的思想这才统一了，第三天下午，当那位姓王的代表再次出现在监狱的时候，难友们不但履行了手续，而且和那位代表一起高呼起了“拥护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

　　谁也没想到要呼这些口号，一切全是在仓促而激动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完成的。那位王代表讲完话，挥起手臂呼口号的时候，大家就不约而同把手臂挥了起来，跟着高呼了。就像主机运转带动了大大小小一系列齿轮，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了。

　　郜明本能地拒斥着这一切，既没有举手，也没有应和。他木然地在人群中呆着，一瞬间突然觉着这世界和身边的这群人都十分陌生，他似乎不是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立着，而是在没根没底的半空中飘着。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郜明问自己。难道这一切都是必须的么？难道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十年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不拥护这个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就无法完成抗战吗？红军变成国军，和当年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又有什么区别？谁敢保证1927年的血淋淋政治悲剧不再重演？

　　更令郜明难以接受的是，现实反差给他个人和难友们造成的屈辱感：他和他的难友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囚犯，他们不是在自由世界里，而是在监狱的围墙电网下——蒋委员长监狱的围墙电网下拥护蒋委员长的！这无论如何都显得荒唐，甚至有些无耻。郜明认定狱中那些看守们正在暗中嘲笑他们，他们一定会说：瞧瞧这些共产党分子吧！他们是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入狱的，现在却在拥护蒋委员长，拥护三民主义的高呼声中走出了监狱，他们全都悔过自新了。

　　他没有悔过自新，没有，从来都没有。他还是被捕时的那个他，当年他振臂呼出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华苏维埃万岁”的口号依然在他脑海里不断盘旋，郜明觉得，他只要一张嘴，这些盘旋的声音就会在这混浊的空气中震颤。

　　可悲的是，党不再需要这些激情的阶级斗争的高亢声音。党的机器发生了变向运转，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了，阶级矛盾必须调和，而不是激化。他只要隶属于这部党的机器，就不能不随着向同一个方向转动，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他个人的感情能不能接受。说穿了，他个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党的选择则是至高无上的，他作为一个党员，只能也必须服从于党的利益选择。

　　当天黄昏时刻，郜明强忍住悲愤的泪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去后根本没按照规定找党组织报到。他第一次面对着喧闹的世界，面对可能出现的千万种选择问自己：离开了党的机器和党的决定，他能否活得更好一些？他生命的存在是否会更有意义？

　　在那短暂的几天里，郜明的思维离开了党的轨道，在一片迷乱的星空中乱飞乱撞。其结果是不断撞痛自己的心，也撞痛了凌凤。他想做一个好丈夫，为凌凤，也为自己好好活着，凌凤却不领情，偏说他病了——得了消沉病。凌凤给他开的药方是，赶快找党组织报到，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中适应新的形势，跟上党的新路线。

　　在妻子凌凤的一再催促下，郜明才找组织报了到，参加了三天的形势教育和政治学习，然后被派到他所熟悉的清浦市从事国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工作。于是，他带着深刻的怀疑和忧虑，又和当年的老对手安忠良打上了交道。

　　这是1937年10月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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