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60)_周梅森

六〇

　　大舅舅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胜则王侯败则贼”是强盗的逻辑。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成功的英雄是伟大的，不成功的英雄也同样伟大。后人没有权利嘲笑那些不成功的英雄们。即便那些不成功的英雄们一生的追求都是荒谬的，他们也给人类进步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使后来者们不至于重蹈他们的覆辙。

　　大舅舅说他是追求光明的战士，不是精神失常的疯子。他一切都很明白，他是注定了要带着他的思想和信仰去见革命的上帝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去了。任何政敌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他都绝不承认。他断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决不会因为他们老一辈人的消亡而消亡，它必将在世界各地逐步兴起，其影响也将日渐扩大。他自认为，他在生命的终点线上，看到的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夕阳坠落，而是朝暾初露的新的希望，即将跃出地平线的希望。

　　大舅舅说，我们革命的后来者要凭着革命的良心记住他们，客观而公正地评价他们，不带偏见，不受老一辈人的派系影响。永远不要忘记：在共产主义的赤旗下有他们顽强战斗的身影，在通向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有他们倒下的躯体。

　　大舅舅说：“……如果……如果能够重活一次，我……我还要……还要这样活……这样活……”

　　说这话时，大舅舅正拄着拐杖，在我的搀扶下，从威廉大街12号——现在的人民路265号教堂的台阶上缓缓走下来。他是站在台阶底下的花圃旁喘息着讲这句话的。讲得很吃力，很痛苦，一句话被切成几截，才好不容易从他干瘪的大嘴里吐出来。

　　我感到了大舅舅的痛苦，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或许他讲的并不全是真心话？或许他知道否定了托洛茨基这个精神偶像和他所说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一生的奋斗将等于零？他是不是害怕掉进这个可怕的零里，才固执地以信仰为借口，掩饰内心的巨大矛盾和无比空虚？

　　我这样想并非毫无根据。连绵一生的牢狱生活造成的双重人格，并没有因为他最后十年的自由而消失，它总会在很多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一种政治操守和精神品格问题，而是思维和表述的双重扭曲。当然，我决不敢把这种想法讲出来。这近乎残酷。我怕这种话一说，大舅舅会用手中的拐杖敲到我头上。更怕他老人家于狂怒之中，一头栽倒，猝死在教堂的台阶下。

　　这是大舅舅最后一次在威廉大街上走——他总不讲人民路，总说是威廉大街。夕阳在遥远的海空上低悬着，把大街映得一片血红。咸腥的海风一阵阵刮过来，把街两旁那法式、德式的古老洋房的门窗吹得“哗啦啦”地响。

　　大舅舅在那夕阳中，在那海风中，在那“哗啦啦”的响声中，拄着拐杖“嘚嘚”走着。走走停停，不时地用颤抖的手指着路两旁的洋楼告诉我：当时，这座楼里住着什么人，那个楼是什么机关。

　　在当年著名的威廉大街125号——今天的市妇联门前，大舅舅举起拐杖，指着那铅灰色沉重的墙壁对我说：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就是在二楼东边的那间有阳台的屋子里决定的。决定做出仅仅一个星期，三万游行示威的队伍就打着“劳工万岁”的红色横幅，走上了这条大街。

　　离开威廉大街125号门前时，大舅舅又感慨地告诉我，这条由洋人建起的充满异国情调，也充满殖民地气息的大街，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整整一代人却老了，死了，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消失了。

　　大舅舅因此而得出结论：如果说人生真有悲哀的话，那么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哀的。在北京做了高官的郜明和他这个终身囚徒的悲哀是同等的。区别只是承受悲哀的形式不同罢了，而死亡却在最终连这形式的区别也抹去了。

　　那天，大舅舅很晚才回去，回去之后就躺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在最后三个月里，在病榻上，大舅舅把用中文写毕的《忠于信仰的人》又看了一遍。他说，他将凭着这部遗稿而继续存之于世。弥留前的几天，他相当烦躁，抚着那部手稿，嘴里不断地叽里咕噜，不知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背诵什么东西。词句断断续续，逻辑混乱，有些还是俄语的，让人十分费解。

　　俄语我听不懂，我依稀记得这么一些中国句子：“……没有法官的法庭还叫什么法庭……谁也不能判决信仰和思想。有贫穷就有革命。革命吞噬儿女，革命天然合理……起来，革命，革命，继续革命。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罪人手中握着他清白无罪的一切证明，那些无罪的人呢？无罪的人没有证明无罪的证件……如果大家都无罪呢？如果一切的努力都是制造罪恶呢？”就这么乱七八糟的，您知道这都是什么意思么？

　　大舅舅去世后，北京中央党史部门才知道，中国国内还有这么一个见过托洛茨基的老人。他们不知道大舅舅已经过世了，提着录音机大老远从北京飞来，想从大舅舅嘴里抢救出一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资料。结果，不用说了，录音机是派不上用场的。我动员母亲把大舅舅的遗著《忠于信仰的人》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安排出版，为后人保留一段历史。我认为这也许是舅舅生前所期望的。

　　不料，事情却有些糟糕。党史部门的同志们精心研究了大舅舅的这部遗著后发现，其中的许多史实是虚幻的、不忠实的，只能理解为一种痴狂的臆想。比如1927年托洛茨基参加越飞葬礼的时候，根本没出现红军战士为托洛茨基高呼万岁的场面。而在新处女墓地，舅舅和托洛茨基的那番对话也几近无稽，史料证明，关于国民议会的口号，托洛茨基在那时候根本没提出来。在1933年军法官审讯中的那一幕也令人怀疑。如果大舅舅当时敢这么不策略地对国民党的军法官讲话，恐怕不仅仅是判七年刑，而是要被枪决，有人花钱运动也没有用。

　　当然，党史部门的同志们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这部遗著的价值，也没有因为大舅舅的臆想而认定大舅舅是在有意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考虑到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坐牢，所以出现一些臆想与现实的混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准备在对其重要史实进行考证并加以注释后，予以内部出版。

　　这是不久前的事。

　　想想也真够惨的，一个1924年就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大旗下的老共产党员，因为托洛茨基的缘故，因为偶然的一班轮船，竟这么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我一直认为，是那班船毁了他。如果没有那班船，如果大舅舅在1925年那个撤退的早晨跟他的同学同志郜明一起留在了清浦，那么，他这一生决不会有这么多磨难，今天的地位也决不会比郜明低。在那个久远的早晨，大舅舅和郜明是站在威廉大街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大舅舅当时二十二岁，郜明也二十二岁。大舅舅1924年入的党，郜明也是1924年入的党。可跑离了威廉大街，跑离了那个早晨之后，一切全都乱了套……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