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59)_周梅森

五九

　　在追忆中，走向了伟大，走向了永恒。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季伯舜写着写着，就握着笔睡着了。许多臆想中的景象化作奇奇怪怪的梦，飞入了他残余的岁月，补充了他残余的生命。

　　他梦见，他和一群人要到美丽的天堂去，而他和那群人站立的地方却是一片泥泞的旷野。旷野上有许多路，也不知到底哪条路通往天堂。他在许多路的路口孤零零地立着，为大家找路。天在下雨，下得很大，他感到冷。通往天堂的路到底找到了，路的标记就是托洛茨基那高大伟岸的身躯啊！可偏在这时，又一群人吵吵嚷嚷过来了，说是也要到天堂去。他很高兴，叫他们跟他一起走，高举托洛茨基的大旗。那群人却不听他的，不相信他和他的同志们找到的这条路。他们把他抬起来，摔到泥水里，哄笑着跑了。他木然地爬起，固执地在原地站着，迎来了第二群人。他又向他们讲，他知道一条最成功的路，能把大家带到无比美好的天堂。他们还是不听他的，还用脚踢他的屁股，踢倒了他，那帮人又走了。他只好在泥水中爬，向他知道的那条能往天堂的路上爬。爬着，爬着，雨停了，云散了，太阳出来了。他在耀眼的阳光中看到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站在一座高大的教堂门口厉声责问他：“拉舍维奇同志，你们是怎么了？中国的事情，怎么让你们搞得这么糟？是不是怀疑我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不正确？”

　　他满身泥水站起来，对托洛茨基道：“不，不，托洛茨基同志！我和中国托派同志们从没怀疑过您！我们在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您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不正确，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践您的主张的机会，我们中国同志的素质太差！理论家多，实干家少，有些人个人野心也太大，把有些可能争取到的机会也丧失了。”

　　托洛茨基又问他：“受了这么多磨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你还信仰吗？”

　　他说：“信仰！正是这信仰的力量才使我战胜了磨难，走到了今天！”

　　托洛茨基挥起了手：“说得好！生命是短促的，而信仰是永恒的！倒下了一个先行者，千千万万后来者将会继续接过信仰的旗帜，一代代传下去，直至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

　　他十分感动地倾听着，继续向前走。

　　这时，不知从哪儿飞出一颗子弹，把他打倒了。

　　他倒在清浦威廉大街上，眼见着安忠良、钱二小姐、郜明、郑少白、李维民、章小寒和许许多多人提着冒烟的枪，轰轰然向他走来，用一双双有力的脚践踏他的躯体。他痛极了，却毫无畏惧地高呼：“信仰和思想是无法消灭的……”

　　他梦见，他躺在了病床上，不是在中国的清浦、上海，而是在苏联的莫斯科，守在他身边的也不是护士，而是一帮苏联格勃乌，他们训斥他，要他放弃反对派立场。他在干什么呢？唔，他在背诵一首诗，一首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诗：

　　……波兰的督军，
　　在我们的脊背上
　　烙上了一颗颗红星；
　　马蒙托夫匪帮
　　把我们活活埋在土里，
　　只将头露在地面上。
　　那些日本鬼子
　　把我们塞进机车锅炉里活活烧死，
　　他们把熔得火红的铅水
　　灌进我们的喉咙里……

　　格勃乌人员的怒吼打断了他的背诵，他听到一个阴冷的声音在说：“……拉舍维奇，这对你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你将被驱逐！”

　　他梦见，他被驱逐了，坐在牛车上。牛车不是在土耳其，而是在豫西老家的田野上缓缓行驶着，车轮的每一下转动都发出沉重而刺耳的钢铁断裂般的声音。他听不下去了，跳下车，挤到牛身边拉起了车。

　　拉着，拉着，他变成了一头牛，背负着重轭，吃力地向前挣扎着，驭手扬起的鞭子不时地狠狠落到他脸上、脖子上、赤裸的脊背上……

　　一直到被特赦释放，一直到死，大舅舅都没能摆脱那接连不断的倔犟而苦涩的梦。这一点，是我在大舅舅死后，读完他的全部书稿才知道的。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啥他会默默望着阁楼窗外的东平湖，独自一人悄悄流泪。为啥他会在弥留之际挂记着那艘1925年驶离清浦港湾的“大和丸”。大舅舅的一生就是一场接连不断的噩梦，而噩梦的起点正是那艘大和丸的甲板。

　　大舅舅告诉我，在安徽劳改农场写的东西一直没被监管人员发现。在监管人员看来，他是只死老虎了，蹲在那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等于提前进了坟墓。他们再也没想到，这个老犯人的生命力会这么顽强，竟会挨到特赦那天。而且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以写材料为掩护，陆陆续续用俄文写下了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并在释放后又活了九年，最终用中文完成了这部遗著《忠于信仰的人》。

　　我想，他一生中真有什么值得他自豪的事的话，这正是最大的一桩：大舅舅用坚定的信仰，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向人们昭示了生命在苦难面前的惊人承受力。

　　大舅舅是1985年以八十二岁高龄辞世的。和他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同寿。他咽气是在夜里零点以前。母亲说，若是在零点以后，便是第二天了，第二天恰是我外祖母去世二十周年的忌日。

　　对大舅舅这独特而复杂的一生，我不知该怎么评价？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个顽强不屈的战士，还是个固执己见的疯子？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人，是不是该这样追求，这样生活？

　　大舅舅说，就应该这样追求，这样生活。这是作为万灵之长的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更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庸庸碌碌的市侩们的一个重要区别。

　　大舅舅说，他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换一种活法的。他一生的苦难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他自己选择的。1928年在莫斯科，他选择了被驱逐；1933年在上海，他选择了坐牢；1938年，面对日本人的利诱，他没动心……他不是没有选择的机会，而是不愿意为一己私利去做市侩，做苟活着的劣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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