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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季伯舜的生命和这一切已融为了一体。

  思想却飘移在这一切物质之外,他的肉体也属于这物质的范畴。因此,他的思想也是飘移在自己肉体之外的,是自由的。享有着思想的自由,现实的物质世界和本身的肉体都不那么重要了。这时候——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说:

  “……你也许根本就感觉不到你被囚禁在监狱里,人家殴打你的时候,你甚至不会感到有多少疼痛。你垂下自己的脑袋,望着你脖子以下的躯体,就会感到很奇怪:哎,这个肮脏的、穿囚衣的家伙是谁呀?”

  这是一种境界,1956年,季伯舜五十三岁的时候,基本上进入了这种境界。那时,他已卓有成效地闭了五年嘴,自由的思想已不习惯于通过嘴变成语言说出来,而是从鼻孔里随着一声声喘息喷出来。喷出来的思想无人听到,在别人看来,他的肉体是恭顺而老实的。因着这恭顺和老实,他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和赵清生等十几个犯人一起,送往距清浦九百多里的一个海边盐场劳动改造。

  这是1956年8月的事,天很热,季伯舜记得,他被带到盐场时,曾在路上中暑昏迷过去。

  也是在那年夏天,季伯舜和几个年轻犯人佝偻着身子,一铲铲往麻布口袋里装盐时,一个秃顶戴眼镜的大脑袋老犯人被两个看守人员押到了他面前,参加了他们的劳役队伍。季伯舜当时没想到这是个熟人。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老犯人凑到他面前,悄声说:“喂,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季伯舜一怔,一下子认出来了:那人是1933年他第一次被捕,在上海审讯他的猪头军法官。不由得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细细去打量猪头。

  猪头军法官也老得不成样子了,一张曾经肥硕过的脸挂满松垮的皮肉,额头上摞着一道道皱纹,一副断了腿的眼镜可笑地架在酒糟鼻子上,是的,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季伯舜还是觉着那副眼镜很可笑。季伯舜却也笑不起来。现实过于残酷。当年,在猪头军法官主持的审讯中,他曾宣称,他和他的同志们要审判他们,如今,他却和他们一样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季伯舜收敛起打量的目光,木然地摇摇头,继续啃手中的山芋干面窝窝头。

  猪头军法官又悄悄向季伯舜身边凑了凑:“喂,你是不是叫季……季……是季什么伯的吧?”

  季伯舜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不认识你!”

  猪头军法官却一把握住季伯舜的手:“哦,我想起来了!你……你叫季伯舜!”

  看守人员在这关键的时候干涉了,一声断喝:“吴玉科,不准说话!”

  “是!是!”猪头军法官连连点头。

  季伯舜这才知道二十三年前他就认识的这个军法官叫吴玉科。

  打那以后,吴玉科便在劳动中不时地往季伯舜身边凑,有一搭无一搭地找他说话,瞅着四周没人,还不无讥讽地问他:“……怎么样,季伯舜,共产党待你不薄吧?你们共产党的监狱比当年我们国民党的监狱舒服多了吧?”

  季伯舜不理不睬,只当没听见。

  吴玉科以为季伯舜心怯了,后悔了,更加肆无忌惮地道:“……你不觉着这世界出毛病了么?你想想,打从德国那个大胡子的家伙捣腾出了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人世间可还有片刻的安宁么?”

  季伯舜当时正和吴玉科一前一后抬盐,他在前面,吴玉科在后面。一听这话,季伯舜的沉默保持不下去了,把沉重的盐筐摔下,转过身,瞪着吴玉科道:“闭上你的嘴!”

  吴玉科前后看看,见没人注意,又说:“怎么?急眼了?你看看你这副倒霉样子,活得还像个人么?弄到今天这份上,还抱着狗屁信仰不放,图啥呀!”

  季伯舜一下失去了理智,不知怎么头脑就发昏了,不知怎么就把扁担操在手上舞了起来,去打吴玉科。直打得吴玉科抱着脑袋四处乱跑,直喊救命。季伯舜不管不顾,一路踉踉跄跄追过去,直到一个年轻的看押人员提着枪跑过来,才停下来,木然地扔下了扁担。

  吴玉科见了看押人员,“扑通”一声,在白花花的盐堆前跪下了,鼻涕眼泪也一齐出来了:“政府可要给我做主呀,你……你们看见了,他……他打我!他……他说你们不是真共产党,只有他才是真共产党,我不信他的,他……他就打我!”

  年轻的看守人员大约见识过吴玉科的这套把戏,提着他的衣领喝道:“站起来!”

  吴玉科不站,把鼻涕眼泪往看押人员脚下甩:“政府要给我做主呀,我懂法,我知道托派是反革命!我……我懂法,打人犯法,侵……侵犯人权……”

  看押人员大怒,一脚将吴玉科踢倒在盐堆上:“站起来,不站起来老子毙了你!打人犯法,得看打什么人,对你这种抗拒改造的老反革命,老子也要打!”

  吴玉科老实了,“呜呜哇哇”地哭着,像个摔了跤又挨了家长骂的孩子。

  看押人员把脸转向了季伯舜:“你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打人违犯监规么?还想再重判个无期?”

  季伯舜盯着那位年轻看守:“我不能容忍他污辱我的人格,诋毁我的信仰!”

  年轻看守不无讥讽地问:“信仰?你这种反革命托派也有什么信仰?”

  季伯舜固执地坚持着:“我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有我的革命信仰……”

  年轻看守火了,先打了季伯舜一记耳光,然后取下腰间的手铐,把季伯舜铐着关进了阴暗潮湿的禁闭室。一个星期之后,季伯舜两个手腕血肉模糊,手掌手背肿得像个馒头,且发起了高烧,生命垂危,看守才开了手铐,把他放了出来。

  出来以后,季伯舜成了聋子和哑巴,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点名道姓轮到他头上,他才点点头,或是摇摇头,最多说一声“是”,声音既干涩又短促。在盐场医院住院的日子里,季伯舜所熟悉的唯一托派同志赵清生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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