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55)_周梅森

五五

　　季伯舜的生命和这一切已融为了一体。

　　思想却飘移在这一切物质之外，他的肉体也属于这物质的范畴。因此，他的思想也是飘移在自己肉体之外的，是自由的。享有着思想的自由，现实的物质世界和本身的肉体都不那么重要了。这时候——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说：

　　“……你也许根本就感觉不到你被囚禁在监狱里，人家殴打你的时候，你甚至不会感到有多少疼痛。你垂下自己的脑袋，望着你脖子以下的躯体，就会感到很奇怪：哎，这个肮脏的、穿囚衣的家伙是谁呀？”

　　这是一种境界，1956年，季伯舜五十三岁的时候，基本上进入了这种境界。那时，他已卓有成效地闭了五年嘴，自由的思想已不习惯于通过嘴变成语言说出来，而是从鼻孔里随着一声声喘息喷出来。喷出来的思想无人听到，在别人看来，他的肉体是恭顺而老实的。因着这恭顺和老实，他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和赵清生等十几个犯人一起，送往距清浦九百多里的一个海边盐场劳动改造。

　　这是1956年8月的事，天很热，季伯舜记得，他被带到盐场时，曾在路上中暑昏迷过去。

　　也是在那年夏天，季伯舜和几个年轻犯人佝偻着身子，一铲铲往麻布口袋里装盐时，一个秃顶戴眼镜的大脑袋老犯人被两个看守人员押到了他面前，参加了他们的劳役队伍。季伯舜当时没想到这是个熟人。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老犯人凑到他面前，悄声说：“喂，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季伯舜一怔，一下子认出来了：那人是1933年他第一次被捕，在上海审讯他的猪头军法官。不由得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细细去打量猪头。

　　猪头军法官也老得不成样子了，一张曾经肥硕过的脸挂满松垮的皮肉，额头上摞着一道道皱纹，一副断了腿的眼镜可笑地架在酒糟鼻子上，是的，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季伯舜还是觉着那副眼镜很可笑。季伯舜却也笑不起来。现实过于残酷。当年，在猪头军法官主持的审讯中，他曾宣称，他和他的同志们要审判他们，如今，他却和他们一样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季伯舜收敛起打量的目光，木然地摇摇头，继续啃手中的山芋干面窝窝头。

　　猪头军法官又悄悄向季伯舜身边凑了凑：“喂，你是不是叫季……季……是季什么伯的吧？”

　　季伯舜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不认识你！”

　　猪头军法官却一把握住季伯舜的手：“哦，我想起来了！你……你叫季伯舜！”

　　看守人员在这关键的时候干涉了，一声断喝：“吴玉科，不准说话！”

　　“是！是！”猪头军法官连连点头。

　　季伯舜这才知道二十三年前他就认识的这个军法官叫吴玉科。

　　打那以后，吴玉科便在劳动中不时地往季伯舜身边凑，有一搭无一搭地找他说话，瞅着四周没人，还不无讥讽地问他：“……怎么样，季伯舜，共产党待你不薄吧？你们共产党的监狱比当年我们国民党的监狱舒服多了吧？”

　　季伯舜不理不睬，只当没听见。

　　吴玉科以为季伯舜心怯了，后悔了，更加肆无忌惮地道：“……你不觉着这世界出毛病了么？你想想，打从德国那个大胡子的家伙捣腾出了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人世间可还有片刻的安宁么？”

　　季伯舜当时正和吴玉科一前一后抬盐，他在前面，吴玉科在后面。一听这话，季伯舜的沉默保持不下去了，把沉重的盐筐摔下，转过身，瞪着吴玉科道：“闭上你的嘴！”

　　吴玉科前后看看，见没人注意，又说：“怎么？急眼了？你看看你这副倒霉样子，活得还像个人么？弄到今天这份上，还抱着狗屁信仰不放，图啥呀！”

　　季伯舜一下失去了理智，不知怎么头脑就发昏了，不知怎么就把扁担操在手上舞了起来，去打吴玉科。直打得吴玉科抱着脑袋四处乱跑，直喊救命。季伯舜不管不顾，一路踉踉跄跄追过去，直到一个年轻的看押人员提着枪跑过来，才停下来，木然地扔下了扁担。

　　吴玉科见了看押人员，“扑通”一声，在白花花的盐堆前跪下了，鼻涕眼泪也一齐出来了：“政府可要给我做主呀，你……你们看见了，他……他打我！他……他说你们不是真共产党，只有他才是真共产党，我不信他的，他……他就打我！”

　　年轻的看守人员大约见识过吴玉科的这套把戏，提着他的衣领喝道：“站起来！”

　　吴玉科不站，把鼻涕眼泪往看押人员脚下甩：“政府要给我做主呀，我懂法，我知道托派是反革命！我……我懂法，打人犯法，侵……侵犯人权……”

　　看押人员大怒，一脚将吴玉科踢倒在盐堆上：“站起来，不站起来老子毙了你！打人犯法，得看打什么人，对你这种抗拒改造的老反革命，老子也要打！”

　　吴玉科老实了，“呜呜哇哇”地哭着，像个摔了跤又挨了家长骂的孩子。

　　看押人员把脸转向了季伯舜：“你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打人违犯监规么？还想再重判个无期？”

　　季伯舜盯着那位年轻看守：“我不能容忍他污辱我的人格，诋毁我的信仰！”

　　年轻看守不无讥讽地问：“信仰？你这种反革命托派也有什么信仰？”

　　季伯舜固执地坚持着：“我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有我的革命信仰……”

　　年轻看守火了，先打了季伯舜一记耳光，然后取下腰间的手铐，把季伯舜铐着关进了阴暗潮湿的禁闭室。一个星期之后，季伯舜两个手腕血肉模糊，手掌手背肿得像个馒头，且发起了高烧，生命垂危，看守才开了手铐，把他放了出来。

　　出来以后，季伯舜成了聋子和哑巴，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点名道姓轮到他头上，他才点点头，或是摇摇头，最多说一声“是”，声音既干涩又短促。在盐场医院住院的日子里，季伯舜所熟悉的唯一托派同志赵清生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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