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54)_周梅森

五四

　　§卷二第十章

　　看来，是该好好进行一番反省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具有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和精神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种勇气和精神，罗莎·卢森堡有这种勇气和精神，列·达·托洛茨基也有这种勇气和精神。他——季伯舜，一个从青年时代就不屈不挠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中国革命者，难道不更应该具有这种勇气和精神么？向真理投降决不是一个革命者的耻辱，季伯舜知道。但是，他更想弄清楚，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真的掌握了真理？他们真的如郜明所言，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漂亮旗号，以民粹主义加机会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是必须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的。

　　郜明没有食言，一个星期以后，派人把几十本中文版、俄文版、英文版的马列著作给季伯舜送来了。同时送来的还有在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书籍和一些油印出版物。季伯舜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读了起来，边读边思索边回忆。

　　对这段时期的思索，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写道：

　　“……在昏黄的灯光下，在看守巡视的脚步声中，我翻动着那一页页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书，我为之献出了青春、自由和生命的书。中国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风云在我眼前翻滚。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托派并不是真正的，至少说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教条主义倾向太严重，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他们没有真正实践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中国无产阶级中建立起自己强大而稳固的先锋队阵营，并进而形成领导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注定了要在中国失败。最荒唐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托洛茨基同志明确提出了一边在军事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在政治上积极准备推翻国民党的英明策略之后，他们中的许多同志还在坚持推行其失败主义主张。

　　“……而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理论上不承认，但却在实践上真正执行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英明策略。毛泽东和他延安的同志们在与国民党合作，对日抗战的同时，积极扩充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大力发展革命武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旗下之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已达数百万之众。因此，在打倒日本入侵者之后，已具备了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前景。事实也是这样，这场抗战最大限度地消耗了国民党之有生力量，滋养了延安的共产党。结果不出预料，三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滚出了中国大陆，共产党赢得了新中国。我们中国托派反对派的历史命运也就因此被决定了，我们极不公平地被讥讽为政治废物，被指控为汉奸、反革命。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托洛茨基列宁派二十年代末期在苏联面临过的严酷现实。针对这种现实，托洛茨基同志在1928年就说过：理论演绎和政治经验表明，历史的反作用力，否定，即反动时代，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可能产生。这种反动在党内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左派的野蛮驱逐、迫害、屠杀，以及对左派组织的毁灭性破坏……”

　　这就是季伯舜在1949年12月至1952年6月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里反省出的结果。基于这种令人震惊的结果，清浦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判决书中说：季犯伯舜顽固坚持托派反动立场，无耻吹捧反革命托派头目托洛茨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毫无根据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战，挑起内战，为蒋家王朝鸣冤叫屈……

　　也就在这年12月，中国国内托派残余成员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捕。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在中国大陆都永远消失了。季伯舜当时并不知道狱外的这些情况，只知道监狱里一下子又关进来不少人。其中有一个熟人竟然是赵清生，那个1938年在清浦给他当过保镖的工人同志。

　　赵清生的罪名也是历史反革命，反革命的事实是：曾积极从事托派组织的活动。季伯舜知道，1938年赵清生就参加了孙越的托派共产党，可却不知道在孙越入狱牺牲后，赵清生继续领导着清浦托派党坚持斗争，直到清浦解放，才自动解散了这个党支部。由于赵清生解放以后停止了活动，当时并没被抓。直到这次全国统一行动，才和各地的托派残余人员一起，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被逮捕。

　　季伯舜既悲愤又激动。悲愤的是，虽然他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托派的迫害会继续发生，可没想到赵清生们停止活动了，还会被抓。激动的是，托派党的力量此消彼长，就在他们这些老托派不断坐牢的时候，一代代托派革命者又成长起来了。据赵清生说，就在他解散托派党，停止了组织活动以后，清浦师院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党员还在继续活动。这两个大学生是一对恋人，女大学生卖了家里的房产充当革命经费，二人跑到上海，在上海托派党的支持下，连续出版了三期《号角》周刊。号召人民继续革命，变这场毛泽东式的农民民粹主义的革命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第四期《号角》周刊正在印刷之际，二人在地下印刷厂和上海托派组织负责人同时被捕，被捕时，女大学生已怀五个月的身孕。

　　这两位有信仰的托派大学生，季伯舜在囚禁岁月里一直没见到，被特赦释放后，才在上海石泉一村中国四代托派的最后集结地见到了。上海石泉一村是政府为所有释放后无家可归的托派人员设置的安养地。季伯舜如果不是有妹妹一家收留，也将在那里度过此后的余生。见了面后，细细一聊，季伯舜才知道，那两个大学生当年被捕后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孩子是生在提篮桥监狱里的，一生下来就被政府送往孤儿院收养，二人释放出狱后却再也找不到了。季伯舜问他们：后悔吗？男大学生说，不后悔，只可惜一生的光阴浪费了，现在每月还得到公安机关领生活费。女大学生哭了，说，不后悔都是假的，尤其是女人，不该这么活啊！

　　季伯舜默然了，为那个失去了孩子，失去了青春的女大学生，也为自己。

　　其实，他的一生也不该这么活，他可以换许多种活法，可为了信仰，他选择了这种苦难的活法。1952年6月，听到无期徒刑判决时，他作为共产党监狱的犯人，从此以后恐怕要闭上嘴了，也许要永远闭上嘴了，否则，下一步等着他的将是镇压的子弹。相同的情形早已在30年代的苏联就出现过，季伯舜十分清楚。可他不能放弃信仰，永远不能！狱方可以关押他，却决不可能让他和信仰分离。

　　闭上嘴，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他需要在生命剩余的岁月里更加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并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把这一场自称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季伯舜甚至还梦想着有一天，在中国共产党宣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真的会把他从监狱中请出来，去给那些农民革命的领袖们讲一讲马克思主义，讲一讲托洛茨基，讲一讲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遇到的问题。

　　那时，季伯舜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一天而活着。

　　所以，听到无期徒刑的判决，季伯舜并没感到十分吃惊，更没觉着有什么可怕，牢狱生涯对他来说，早就不陌生了，他早已适应了，习惯了。有时他甚至认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一生下来就在牢狱里，那记忆中的自由生活倒有点像虚无缥缈的梦境，很不扎实，也很不可靠。可靠的是监狱的铁门，铁窗，铁栅栏，是那一堵可以用手触摸到的满是蚊子血的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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