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41)_周梅森

四一

　　§卷二第四章

　　绕道土耳其回到国内已是1929年夏天了。这期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季伯舜在其撰写的《忠于信仰的人》中记述得不多，他仅仅提到的一件事是在伊斯坦布尔被土耳其警察扣留盘问，那也是有惊无险，和他后来的艰难生涯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值得注意的倒是季伯舜和李维民、吴国平在土耳其辗转归国途中，在牛车上的一段描写和内心独白。这段描写和独白，比较真实地揭示了他们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似乎有特别加以重视的必要。

　　季伯舜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形的：

　　“……牛车在旷野泥泞而坎坷的道路上缓缓前行着，车轮的每一下转动都生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使你不能不感到异常沉重。如果你也曾带着一种宗教般的圣洁感情，投身于一个革命成功的国度，而那革命成功的国度却把你驱逐出境；如果你也曾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信仰，而却被你的同志看做危险的敌人；如果你也曾携着饥肠辘辘的肚皮，拖着疲惫的身体，置身于异国旷野的牛车上，我想，你大概也会体会到沉重的滋味。

　　“……我当时很想哭，很想对着异国天边的夕阳好好哭一场，为托洛茨基同志，为伊万诺维奇同志，也为我自己。可我没有，当我看到卖力拉车的轭下的牛，我突然明白了：我和我的被驱逐的同志们，就是拉车的牛啊！未来中国革命的这辆车要我们齐心协力来拉呀！可能还会有许多挫折，还会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但当革命的车拉到胜利终点时，历史将会感谢我们，人民将会感谢我们！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苏联暂受挫折决不意味着从此失败，更不意味着在中国的无所作为。我们离开斯大林官僚专制的苏联，正可以在中国大显身手，我们将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证明托洛茨基同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李维民、吴国平两位同志说了，他们也很赞同。他们说，应该把在苏联发生的事情真相毫无保留地告诉中国同志，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准确、完整地传播到中国来，以揭穿斯大林的机会主义面孔，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党的形象。

　　“……车轮还在那里‘吱吱呀呀’地响，轭下拖着重负的牛，吃力地向前挣着，驾牛车的土耳其人木然地扬起了鞭子……看到那扬在空中的鞭子，我又想：在未来的革命旅途上，我会倒在驭手的鞭下么？我自己又会不会变成驭手，把革命的鞭子抽在自己同志的脊背上呢？遐想由此开了头，渐渐变得漫无边际了，当牛车在晚暮中驰进一个叫埃尔纳尔的小集镇时，我朦朦胧胧地睡了过去……”

　　应该说，在土耳其，在那辆牛车缓缓驰向那个叫做埃尔纳尔的小集镇的时候，季伯舜已多少预感到了未来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但是那曲折和坎坷将因为他的信仰，因为托洛茨基的缘故而伴随他未来的一生，则是季伯舜根本没有想到的。

　　1929年6月，季伯舜到了上海，积极参与托派组织“我们的话社”的活动。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写作翻译了十几篇介绍托洛茨基主义和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并亲自散发“我们的话社”的刊物、传单，成为这个中国最早的托派团体的重要成员。

　　1931年5月，在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亲自敦促下，“我们的话社”和其他三个因观点不同而论战不休的托派组织“十月社”、“战斗社”、“无产者社”实现了统一。季伯舜代表“我们的话社”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代表大会，这次会上成立了反对派中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当选为反对派中央总书记，季伯舜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是季伯舜一生的顶点，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顶点。

　　顶点上的辉煌是极其短促的。在那短促的日子里，在统一的表象下，分属于四个团体的托派成员依然内讧不止。为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为反对派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吵得不亦乐乎。及至最后，竟然发展到有人向反动当局告密，导致许多中央委员被捕。托派中央领导机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被搞得两次瘫痪，第二次连总书记陈独秀也未能逃出身陷囹圄的命运。

　　季伯舜也被捕了，不过，不是在那两次中央机关被破坏时集体被捕的，而是在1933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被叛徒李维民出卖单独被捕的。李维民什么时候成为叛徒的，季伯舜并不知道。只知道1931年“无产者社”的马玉夫跑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时，几个中央委员被捕，李维民好像也被捕了，后来两年里便不见了踪影。

　　1933年10月的那天，季伯舜在法租界街头碰见李维民是极偶然的。李维民否认自己曾经被捕，极是热情地约季伯舜晚上去一家餐馆喝酒，季伯舜就去了。季伯舜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自称为“天然托派”的温州人，会为他设下一个致命的陷阱。季伯舜赶到餐馆时就发现情况不对头，四处都是特务，可想脱身已经来不及了。季伯舜大叫起来，引来了许多外国巡捕，指望外国巡捕会保护他。却不料，那些巡捕不由分说便把他抓住了，三天之后引渡给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季伯舜在中国土地上的磨难自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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