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6)_周梅森

六

　　“对！我也留下来！”

　　“还有我！”

　　相继说话的是共产党团伙里的桑叶和国民党那边的凌凤。

　　这更使郑少白吃惊——这两个女党人也发了疯，竟也要留下来挨枪子！

　　吃惊之余，郑少白心中却又多了一层安慰：留下来的疯子越多，对他来说就越好，就是死，也多几个伴儿。他不准备同情她们，尽管她们是女人，长得也不算赖，——尤其是那个桑叶，两只眼睛长得特别好看，他还是不准备同情。甚至一开始准备给予贺恭诚的同情也收了回来。

　　然而，说良心话，就是在那紧要关头，郑少白也并没有认真地准备死，他还是想着撤走。他们叫他走，他就遵命而走；不叫他走，他就自个儿私自逃走：腿长在他身上，谁也管不了。他才十七岁，连女人的身子都没碰过，为革命而送掉小命真不值得。郜先生、安先生讲故事的时候都说过，革命，就是为着让他和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他是为那好日子而入伙革命的，不是为送命而革命的。倘或革命就要送命，他宁可不过那好日子，也得耐心仔细地活着。这道理很简单嘛。

　　自然，这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一说出来就丢颜面了。人家没准说他是软骨头、怕死。其实，谁人不怕死呢？只是人人都不说罢了，该死的事没摊到头上罢了。

　　十七岁时的郑少白就这么聪明，自认为是把人生和世界看透了。许多年后回忆起来，郑少白也没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他追悔过自身的怯弱，却从未追悔过自己在十七岁的那个紧要关头，在威廉大街125号客厅里骤然爆闪出的深刻思索。

　　郑少白也没有忘记，在那紧要关头救了他的命的是国民党里的安忠良先生。

　　安先生在会议僵持了几分钟之后，轻轻地拍起了桌子，冷静而有效地拍灭了渐渐蔓延开的狂热之火。

　　安忠良先生的话，郑少白记得真切。

　　“……诸位都不要争了！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去留问题，两党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又得到了上峰的批准，大家都要去执行！郜明兄，你是共产党员，更是一个国民党员，要服从上峰的安排！我认为你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你不能留下，郑少白也不能留下。小郑才十七岁呀！还是个大孩子。我们不能拿这样的大孩子去拼命。国民革命不是一日可成之事，日后斗争将相当艰巨，就是为了日后，我们也得保存好力量，更得保护好年轻的力量！”说完这番话，安忠良先生又和郜明开了个玩笑：“郜明先生，不要怕我安某人抢了你们共产党人的地盘，你清楚的，你们留下的人也不少呵！有朝一日，国民革命获得成功，你和贵党的那份功劳，我安某和清浦国民党人是不会抢的！现在，你们必须撤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们在工潮中太活跃了，暴露得太多了，怎么能不走呢？！”

　　郜明先生没话说了，默默站起来，抓住安忠良的手握了好久、好久。

　　这时，已经快到早上五点了，安忠良和郜明两位先生拿出几封信分别递到每一个撤离同志的手上。信是写给车站码头以及各地党组织和同情革命的朋友们的。显然，对集体撤退一事，清浦国共双方早已做了精心安排，所以才能这么沉得住气。除了安先生和贺恭诚留守坚持外，他们六个同志分别撤往三个地方：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结伴去济南，章小寒去上海，他、郜明和季伯舜去旅顺。

　　安忠良、郜明和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还都给了盘缠钱，也给了郑少白。是多少钱？郑少白没好意思当场数。季伯舜没要钱，他家境不错，想必是自己带了。

　　安忠良先生给钱时，拍着肩头对他交待说：“小郑啊，你和季先生一定要在八点前赶到码头，找票房的老刘，让他把你们送上大和丸客船。票我已给你们订了，行李用具我也替你们准备了，都在老刘那里，记住，八点钟，可不能误了船啊！”

　　郑少白当时就问：“那郜先生呢？他不是也到旅顺口去么？咋……咋不和我们一起走？”

　　郜明在一旁笑了笑：“少白，你和季先生先去吧，我随后就到！有些善后事宜，我和安先生还要安排一下的！”停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少白，坚强一些！不管以后有多少风雨，都得记住，你是我们清浦第一代工人党员，万万不能动摇，万万不能自己把自己吓趴下呀！”

　　郑少白受了感动，对革命党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才知道，革命党对每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是尽心负责的。这不，让他撤走，给他找船，找关系，还发盘缠。对自己的怯弱和卑劣心理的追悔，从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后来竟伴着他风风雨雨的一生，一直到他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当然，在这几十年中，他也曾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当时的怯弱进行过一次次的辩解：他那时才十七岁，还不懂事；他那时还无法理解革命的正确含义；他那时确实没有必要留在清浦；他那时……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不但不能说服别人，甚至无法说服自己。

　　无论怎么说，在清浦大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他动摇过。别人把这动摇和后来叛变革命的事联系起来，是不足为怪的，尽管从那时开始，他就决定要使自己坚强起来，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与怯弱、动摇毫无关系，他却再也说不清了。

　　郑少白在十七岁的那一天，在清浦威廉大街125号客厅里，在刚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五十六天就想过脱党逃跑，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清楚，其他在场同志也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否则郜明不会把“坚强起来”的临别赠言送给他的。

　　那天分别时，郑少白真诚地和郜明先生，和安忠良先生，和客厅里的每一个同志都握了手，向他们道了“再见”。他以为这不是客气话，以为不久就会和这些同志们再见的。他根本没意识到，他是在和一些人永诀，而和另一些后来还活着的人也难得见一面了。

　　“再见”成了一缕悲怆的叹息。

　　郑少白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一层，和大伙儿握过手后，就让安忠良给他找衣服去了。他的绸大褂和礼帽都湿了，而且是借来的，不合身。而就在这时，同志们一个个走了，他没怎么留心，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只是在桑叶和凌凤两个女同志走时，多瞄了两眼。他原想再看看桑叶那双俊眼睛的，却没看到，只逮到了她穿着旧碎花旗袍的脊背和半截雪白的脖子。他是在换好衣服之后，和季伯舜先生一起走的，走的是前门。前门离日航码头近一些。他和季先生一前一后，出了客厅，出了威廉大街125号大门，走进了1925年10月18日灰白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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