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夜漫长(9)_周梅森

九

　　周启玉泪水满面到里屋收拾东西时，孙女莹莹已睡着了，睡着前，莹莹大概也哭过，不知是因为一个人睡觉害怕，还是听到了什么。周启玉真伤心。丈夫一辈子算得上小心谨慎了，结果还是闹出了这一幕，害得小孙女都跟着担惊受怕。早知如此，真不如提前退二线好。人一生就是这么回事，老和人争个啥？真是想不开！

　　然而，丈夫最后的神态多少给了周启玉一些安慰。周启玉想，丈夫也许真没收谁的现金，也许真是搞错了。只要没收谁的现金，那就不怕了，音响和沙发的事不是大问题，最多补交差额款，他们交得起。

　　可犯罪感总也摆不脱。周启玉拿着换洗衣服往包里装时，又想到对门的304室住着东方中学老校长司徒效达，这老头子很怪，阴沉沉的，从不和他们家多罗嗦，司徒老头子要是看着自己丈夫被公安人员带走，只怕肚皮都要笑破了……

　　§第五章

　　两间屋子和一个小客厅都空空荡荡的，司徒效达的心也空空荡荡的。电视大开着，画面不停地变幻，司徒效达呆呆坐在电视机前，却不知电视里在说什么。开初的新闻还有些印象，似乎说苏联的事，后来全记不住了，耳边响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眼中看到的是一片飞旋的色彩，唯有空虚的感觉是真实的。司徒效达觉着，自己像一片干瘪的蚌肉，正可怜地萎缩在这套房屋构成的巨大蚌壳里。

　　自从3天前为老伴方碧薇开过追悼会，司徒效达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明天了，他的明天和老伴的躯体一起化作烟雾，升上了天空。属于他的，除了无休无止的空虚，便是一个个苟延残喘的长夜。人生的壮剧在经过长达67年的演出之后，现在已进入尾声，就要谢幕了。他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老伴已经走了，他和老伴的学生们如今都是成年人了，他们将自己担当起他们要为这个世界担当的责任，再用不着他们为他们操心费神了。

　　追悼会上来了不少学生，花圈堆满灵堂。学生中，年岁最大的已是到知天命之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几岁了。有几个还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哀乐声中，他们一起垂下了头。好多学生都说：“老校长，方老师不在了，我们照应你！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也都是你的儿女。”有两个学生还要接他到家里去住些日子的。他谢绝了，他说，他得静一下，得想想，好好把这一生都想想。

　　他的儿子，他和老伴唯一的儿子早已离他远去。现在，他没有儿女，没有可以向世人炫耀的权力、家产，他一生的财富就是宝贵的回忆，这财富谁也夺不走，只属于他和老伴。老伴走了，这财富将伴着他度过生命的残余岁月。

　　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站在灵堂里，司徒效达就想起了重庆沙坪坝的校礼堂，那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德高望重的校长在讲话，讲民族的危亡，讲国难时代青年的责任，讲得许多流亡学生热泪盈眶。

　　就是在那次时局演讲会后，国民政府发起了青年学生从军运动，蒋中正委员长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大后方的高中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纷纷参军，都准备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的血肉之躯去共赴国难。司徒效达正上大二，他几乎没加考虑，就和许多同学一起，集体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第一批穿上了军装，一个月后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新一军服役。

　　这时，缅甸还大部被日军占领着，中缅公路——就是那条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在日军的日夜轰炸中时通时断。司徒效达和同学们无法经中缅公路去印度，就乘了飞机。这是司徒效达第一次，也是后来一生中唯一一次乘飞机。在飞机上，他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到印度下飞机3天后，地面上的营房还在他眼前飘飘乎乎转，闹得同学们都笑他。

　　就是在印度认识了方碧薇——今天过世的老伴。那时老伴只19岁，正是女孩子最值得骄傲的年龄。方碧薇在新一军医院当护士，每逢周末总有一大帮中国军官和盟国军官找她跳舞，司徒效达记得很清楚，他正是在盟军顾问处主办的一次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她的。她和他跳了支华尔兹，让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躁动，那唯有年轻的生命才可能生发出的躁动。

　　他开始给她写信，找她约会——尽管在当时这是被禁止的。他还在野外操练中故意摔伤了脚脖子，住进了她的医院。是的，是她的医院。在医院的一周中，他想方设法找寻机会，终于在一个同去散步的晚上，冲动地拥抱了她，带着几分鲁莽吻了她。

　　这一吻是历史性的，不论是对他，还是对她。这一吻决定了他们今后注定要生生死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后来的苦难离他们那个幸福的晚上还很远，他们看不到它的影子，也嗅不到它的气息。两个纯情的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一片平静的蓝天下，发誓相爱。他们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唱着《毕业歌》开始了后来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在印度短暂而甜蜜的岁月一眨眼就过完了，接着而来的是中国远征军的全面反攻：光复密支那。占领曼德勒。中缅公路被打通。盟军攻克仰光。没多久，《波茨坦公告》发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日本的投降，1945年夏秋之交，驻印军新一军带着全套美式装备班师回国。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可以不回国的。方碧薇一家都在印度，是华侨，父亲还是新德里有名的侨领，方碧薇是在印度参军的。当时，方碧薇的父亲已直接找过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要他们俩留下来结婚并定居印度新德里。然而，司徒效达不同意。方碧薇为了司徒效达，也为了她胜利了的祖国，回绝了父亲已作好了的安排，随军医院的军医护士们跳上美式十轮大卡，踏上了缅甸的国土，经中缅公路回了国。

　　车队驶抵怒江边，远远看到祖国的钢铁惠通桥时，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哭了，这种对祖国的感情是任何语言都道不出的。后来，当许多苦难向他们袭来时，正是那怒江，那惠通桥，给了他们以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从没有因为1945年跨过惠通桥而后悔。

　　回国以后就是学生军的复员。大学生活重又开始了。司徒效达在联大继续他的中国文学专业，方碧薇则考取了中央大学。这一来，原定回国完婚的计划推迟了4年。而在这4年中，中国大地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是带着无限欣喜欢迎这个新时代的，为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都在共产党员学生的领导下，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和那些党员学生们一起跳跃欢呼。他们并不明白这个正迎面向他们走来的新时代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天真地认为，祖国从此以后将永远摆脱灾难的深渊，他们可以好好干一番无愧于后人的事业了。渡江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入伍，他们带着这种美好的梦想，在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大学当文化教员。

　　应该说1949年的5月还是美好的，这份美好一直延续到1956年的春天。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是军政大学文化速成班的老师和课外辅导员，那些用枪杆子打出了这个新时代的将军们却是他们的学生。按年龄，这些学生们几乎个个能做他们的父亲，然而，这些父辈学生们对他们都非常尊敬。今天回忆起来，司徒效达还认为，这些父辈学生是他一生中教过的最好的学生。那时候，政府和社会都是尊重知识文化和文化人的。那些急于摘掉文盲帽子的将军们人前背后都称他和方碧薇老师，连小鬼都不能喊。记得有个山东籍的副师长和方碧薇开玩笑，在课堂上喊她小鬼，就受了批评，还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后来发生的一切却糟透了。1956年春天，整编和授衔开始，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双双从部队转业下来，脱下军装，从南京来到本市东方中学教书。到东方中学没多久，便赶上大鸣大放，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奉命鸣放，就学校的教学问题提了些中肯意见——具体是些什么意见，现在已记不清了，可那份真诚和中肯却是记得清的，他们尽管已脱下了军装，骨子里还把自己看作军队中的文化人，在东方中学的同事中谈起军政大学的生活和工作，还不免有几分傲气。恰是因为那份真诚中肯，和掺杂其中的傲气，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先后被打成右派，司徒效达是1957年头一批划右的，是极右，方碧薇则是1958年补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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