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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便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女儿慢慢形成了对美国大学完整而深刻的认识。她开始希望能到留给她美好印象的大学去读书。

  女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能对在美国继续读书如此热衷,我想,可能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

  首先,她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是聚集着很多美国名牌大学的一个州。譬如哈佛,譬如麻省理工学院,这一类的大学可谓享誉天下,是天下学子的梦想。除此还因为马萨诸塞州在东部。而美国大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也都在东部。由东部的那道海岸线一直向南,几乎到处都遍布着那些在全美名列前茅的名牌大学。所以在一个好大学林立的环境中生活,女儿就自然会考虑到她自己学习的前程了。

  另一个外部的因素,应当也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就是南希。南希曾经是伯顿大学和威斯利女子学院最优秀的学生。而这两所大学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培养过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并且在美国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伯顿大学在上个世纪培养了霍桑那样的写过《红字》的作家。而威斯利女子学院不仅养育了宋氏三姐妹,还成长出了当今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政治家、前总统夫人希拉里。所以南希为她自己的母校骄傲。而且她至今和她的这两所母校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听女儿说,只要母校需要捐款,她都会毫不犹豫地为母校开出十分慷慨的高额支票。

  记得天津的一位评论家朋友金梅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成长的经历。傅雷生于乡村,为了能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他的母亲便将乡村的家搬迁到了小镇。而当小镇的学校也已经不再能满足傅雷求知的欲望,他母亲就又将小镇上的家搬迁到了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的大上海,让傅雷在那样的环境中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当国内的教育又一次限制了傅雷,他的明智的母亲便毅然将她的儿子放飞法国,让他到文明程度更高的地方去深造,而后才有了傅雷的成为翻译界的一代宗师。显然傅雷的故事也是适应于女儿他们这一代年轻的求学者的。

  一个坏消息

  一个先兆。右眼开始不停地跳。我焦虑不安了起来。不知道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让人难料的事情。

  右眼不停地跳。接连很多天。这种无痛无痒但却持续日久的跳动让我越来越不安。于是很多天来我心绪不宁,猜不出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未知的但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于是恐惧。但我只能等待。独自承担着那可怕的心理压力。

  6月26日的清晨,我拿起了电话。在拿起电话之前我没有任何预感。我只是因为女儿在27日那天要去考托福。我知道这次托福考试对于她未来能到美国去上大学非常重要。所以我要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前和女儿讲话,我希望她能知道我对她的关切。

  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怎样的电话,更不曾想到几天来右眼不间断地跳动会在这一刻有了结果。

  若若拿起电话就对我说,噢,妈妈,有一件事。

  什么?

  我左膝盖上的韧带出了点问题……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回事?那一刻我无法想象那将是个怎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膝盖的韧带意味了什么。脑子里是一片惊恐中的空白。我非常害怕,而我离我的出了问题的女儿又那么远……

  她说妈妈你不用紧张,只是一点小小的问题。

  真的不要紧吗?走路怎么样?

  平时走路一点问题也没有,真的。

  真的吗?

  女儿说冬天她在科罗拉多滑雪时挫伤了膝盖。后来好了。但从此膝盖就总是容易扭伤,而且每一次扭伤后都会很疼。前几天她的膝盖又扭伤了,John和南希带她去看了医生。照了一个全方位的X光片,发现她的韧带错位了。医生说因为她还年轻,所以最好还是做一个韧带修复手术,否则今后她的膝盖就会经常被扭伤,那会是非常痛苦的。

  若若说John要她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她的这个修复手术是在中国做,还是在美国做?

  那一刻我几乎不能回答女儿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因为我对女儿的受伤毫无准备。我担心极了,如果不是女儿的声音依然在电话里响着,如果不是女儿依旧在不停地和我说着话,我真不知道会怎样地慌乱和绝望,怎样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女儿在电话中叫着我,她说妈妈,妈妈你在听吗?

  我终于控制了自己,也终于没有对女儿说,这到底是怎么啦?我努力克制自己,我说妈妈也不了解情况,你的意见呢?南希和John的意见呢?

  但是几乎是一个瞬间,我就立刻意识到了当然美国的医学是第一流的。在那个瞬间我还想到了无论在哪儿,只要能把女儿的腿治好……

  女儿说还是在美国吧。她说南希和John的意思也是在美国做这个手术。

  于是我立刻说,那么好吧。我觉得差不多是第一次,我独立做出了这个对女儿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我想这来自于我对南希和John的信任。

  接下来我便反复问着女儿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手术,有没有危险?

  女儿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甚至不用住院,只是手术后的一段时间不能动,要躺在家里,慢慢康复。但就要在美国多呆一段时间,不能按原来的计划返回了。她说他们可以去改机票,他们也会去办理延长签证的手续。后来她大概还是听出了我的焦虑,她于是又反复劝慰我,她说妈妈真的没事,没有问题,现在走路也没有任何问题……

  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甚至不记得女儿都说了些什么。我忧虑极了也害怕极了,不知道女儿的话是不是在宽慰我,不知道她韧带的损伤是不是真的不严重……

  女儿在电话中叫着我。这时候她已经将话题转移。她说南希正在帮助她填写各种申请美国大学的表格,南希还说她一定能被伯顿大学录取,还会给她全额奖学金。她说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不同,不像中国当年高考当年就能获得录取通知书,并且当年就能入学。美国的大学要提前一年申请,第二年才能获得录取通知书并入学。就是说若若即便是能到美国读大学,也是明年的事情了。那么至少有一年她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让我很安心。

  然后她又说,妈妈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她有医疗保险,明天John还会带她到纽约州去看医生。John的一个客户是非常有名的医生。但是手术还是要回到麻省来做,大约是7月12日左右。7月7日那一天,她还要和麻省所有的AFS小孩一道去做那次最后的神秘的公共汽车旅行……

  放下女儿长长的电话。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紧张到极限,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被绷得紧紧的。每一根,从大脑到四肢的神经末梢。然后我便什么事情也做不下去了。我把我正在写的那部长篇小说扔在了一边。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流个不停。

  这就是我等来的结果。

  我不知道女儿的伤痛究竟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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