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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第八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然而,历史是渐变的。试如七八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也将被实践和时间检验。

  所以当时没有谁觉得这个会议法力无边,能够扭转乾坤。事实上也是如此:改革在各条战线举步维艰,“左”的思潮、“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仍有很大的市场。

  这一年的冬天是严寒阴冷的。

  年初被招工到延安棉纺厂的朵松霖,这天正在车间里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十分嘈杂,有人俯在她的耳边大声喊“门口有人找你。”松霖便匆匆忙忙出了车间。

  门口站着“老中医”,他也是年初调到县剧团吹笛子的。见到松霖,他忙问道,“你最近有何冀中的消息吗?”松霖摇摇头,又敏感地问道,“你听到什么了?”“老中医” 吞吞吐吐的不想说, 松霖急道,“你来都来了,听到什么就说嘛。”“老中医”这才说道,“我怎么听说他死在里面了。”

  松霖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没栽倒,“老中医”忙扶住她道,“你先别急,咱们想办法打探一下。”松霖无力道,“人家能告诉咱们实情吗?”

  松霖也去探视过冀中,可监管人员问你们是什么关系?松霖说是同学,人家不让见,还说谁知道你是不是来送情报的,松霖百思不得其解,她一个知青有什么情报可送的。监管人员说得很清楚,除了父母家人,谁也不许见。

  “老中医”也一筹莫展,安慰了松霖几句,又说谁先了解到情况一定互相通报一下,然后就走了。

  一连数日,松霖茶饭不思,想到她跟何冀中的恋情,也是一波三折。

  刚认识冀中的时候,松霖就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一是他有头脑,政治上是严师,同时又会关心人,生活上是兄长。记得有一次和抗美送冀中和“老中医”出村,因为是夜路,她走得很小心,还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这时黑暗中有一只温暖的大手伸过来,拉住她,她当时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颗心狂跳不止。

  正在他们希望有机会互相表白的时候,何冀中突然成了名人,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在这巨大的光环面前,松霖退缩了,她想她可能误会了冀中,他拉她的手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阶级感情,她一定不能胡思乱想,像她这样庸庸碌碌没有作为的人,怎么配得上何冀中呢?如果抗美没有摔坏腿,没有到南方去当兵,她或许能跟上何冀中强有力的脚步。

  但情况并不像松霖想的那样,在何冀中作为中国知青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归来之后,他送给松霖一条粉红色的花手绢,做工考究极了,布质的手感也非常好,非常柔滑,图案的描绘也十分精巧,颜色更是无可挑剔。松霖始知,日本的东西可以做得这么华美,甚至一条手绢。他们见面的时间非常短暂,冀中没有太表示什么,但松霖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令她兴奋不止,在他们情况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仍旧选择了她,她还能说什么呢?即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她也心甘情愿,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她不可能一个人都不说,但为了不影响冀中,在本地区她是一定要保密的。她想写信告诉抗美,可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对她说,可能因为他们三人原先是知青战友,那种情感纯洁单纯,最好不要再掺杂其他因素。这样,她就给妈妈写了封信,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并表示了自己心中的满足感。

  万万没想到,妈妈收到信后,千里迢迢的赶到陕北,一心只为了劝阻女儿。她对何冀中的事迹一点都不陌生,可她对女儿说,他要扎根农村一辈子,那你怎么办?你是要回北京的,就是当老姑娘也不能在这儿结婚,我现在正在帮你找关系,拖家带口就绝对不行。

  母亲的语气里不仅没有余地,而且对何冀中全身上下瞩目的荣誉视而不见。母亲在松霖的眼中已成定式,即便她是在单位被贬的打扫厕所,修剪冬青,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戴着袖套,口气仍旧是北京的部级干部。

  她说,你必须跟何冀中断绝一切关系。

  松霖当然听不进母亲的话,但她不想当面对抗母亲,如果闹起来,她和冀中的事就成了轩然大波。她有点后悔写信给母亲说这些,自己险些收不了场。她只好答应母亲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会重视母亲的意见等等,其实内心主意已定,决不离开陕北,决不离开何冀中。

  准备送母亲回京的前一天晚上,松霖小心翼翼地问起父亲,母亲先是长时间的沉默,后来才说,他就在北京,而且病得很重,是胃癌。松霖当即眼泪就掉了下来,她的心情十分矛盾,在爱父亲的同时,又痛恨他跟党中央毛主席作对,在另一条路上越滑越远。可是她还没有到能表达复杂感情的年龄,所以只有哭能缓解心中的难过。

  母亲低声说道:“你爸爸是个极有才华的人,可他的性格羁傲不驯,说白了就是不服用,没法领导。他的性格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我们。他永远也不明白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使别人不关心他思索的理论和问题,而集中精力在他反对了谁,他是反革命,难道别人不跟着党走跟着他朵骆走吗?”

  对这些话,松霖似懂非懂,对母亲内心深处的悲凉,更是无法领会。多少年之后,松霖才明白从一开始,父亲就是坚定的,母亲就是通透的。

  母亲走后,松霖对与冀中的关系没有半点动摇和疑虑,但她突然非常地想念父亲,她预感到如果她再不回去,或许就见不到父亲了。

  “这才是血与火的考验!”当冀中得知松霖极度痛苦的原因之后,他这样对她说道,“在你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与对你父亲的憎恨之间没有什么中间道路,也不存在什么单纯的父女关系,你是要跟党和毛主席走的,甚至你的这种情绪和伤感都不是无产阶级的……”

  松霖觉得这些话很重,感情上很难承受,但她知道冀中是对的,她的这种“人情味”发展下去相当危险,会影响到她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后来就真的接到了父亲的死讯,并知道死前他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那些日子,松霖拚命地干活,为的是让自己不想、不哭,要想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些词,几天下来她被折磨的脱了相。

  母亲和父亲的事发生以后,松霖觉得冀中和她的心是真正贴在一起了,尽管他们只是以“握手”“递纸条”表达爱情,但也一样是真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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