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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她的心里不快乐,她的心还留在陕北。她于抗美不是那种当了后门兵就沾沾自喜的小人。

  松霖从陕北来了信,寄了三朵压平了的山丹丹花,抗美真是百感交集。

  松霖在信上说,现终于查明,原枣花沟生产队长韩广汉是河南巩县的恶霸地主,解放初期畏罪潜逃,在陕北流浪了几年,最后在枣花沟以外来户的身份安下身,报的成份是贫农。目前证据确凿,大队多次开了批斗会,然后押送回河南交当地处理。

  抗美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她在延安开完积代会回来,康家沟知青小组的同志们都回京探亲了,阴冷的窑洞已有十几天没开火,桌子上放着她们留给抗美的信和一份总结,总结是松霖的笔迹,但是上面有公社党委书记刘指民同志的批示:“……你们大队,特别是枣花沟,队长没人当,一切事情行不通,这里边有问题,你们对一些重点人物要过细分析,用毛泽东思想对照,下功夫总结这个问题。”

  当时抗美心中翻起一股热浪,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么重大的责任会落在知青的肩上。等到松霖探亲回来,抗美便和她一块扑进枣花沟队做调查,原队长韩广汉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他满脸横肉,一口河南腔,听说就是因为霸道才当了队长,他不带社员搞生产,而是去烧瓦瓮,卖高价,引导农民去开小片荒,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后来县里来了工作组,封了烧窑,没收了所有的瓦瓮,叫社员交出开的小片荒地,韩广汉被撤了职……

  这种种迹象表明,韩广汉很有可能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为了挖出这个定时炸弹,抗美和松霖连夜写了一封又一封的外调信,发到河南巩县公安局,发到陕北米脂,总之韩广汉可能去过的地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

  现在这个隐患被揪出来了!松霖在信上说,这件事使康家沟大队的知青小组受到了公社的表扬。得知这一消息,抗美的心中也深感自豪,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知青像雏鹰展翅,去搏击那浩渺的长空,在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们被磨炼得更加心明眼亮!

  信读了好几遍,抗美实在心绪难平,便立刻铺纸给松霖回信,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兴奋感怀,另一方面,当然也流露出自己的失落情绪,她在信中写到:那茫茫的黄土高原,是我出过汗流过血的地方,康家沟有我最亲的人,我早已把炽热的情感完全献给了它。

  从上中学开始,抗美和松霖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抗美父母调去新疆以后,松霖常带她回家过星期天。松霖的妈妈是二机部副部长,一个特别能干历练的阿姨,她爸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架一副玳瑁眼镜,沉默、儒雅,还有一股无权无势造成的书呆子气。松霖家有六个小孩,她排行老四,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星期天家里热闹的不行。

  松霖的父亲朵骆非常地爱孩子,就是坐在那里看书,孩子们也喜欢趴在他身上,坐在他腿上,松霖有时把父亲的头发梳成小纠纠,孩子们一起鼓掌大笑。抗美那时很羡慕松霖的家庭,这在她简直不可思议,她父亲是那么一个严肃的人,记忆中好像都不曾拉过她手。

  朵骆叔叔听广播的时候喜欢闭目养神,他摘下眼镜,调皮的小儿子就爬到他身上,用金星钢笔给他画眼镜。他好像没有脾气似的,对抗美的态度也很温和,吃饭的时候还微笑着给抗美夹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每个家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运动初始,松霖就显得忧心忡忡,她说她父母总是吵架,每天晚上都争辩到深夜,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终于有一天晚上,她突然从梦中惊醒,只觉得客厅里还亮着灯,她悄悄地走过去,见母亲一个人苍白着脸,在那里抽烟,神情非常的疲惫和沮丧。后来她才知道,父亲那时已被定为“漏网右派”,当天晚上被送去外省干校的劳改农场改造,他没有跟孩子们告别。

  朵骆叔叔的反党言行被印成了批判材料,他居然说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崇拜是个人迷信,是造神运动,结合他过去在经济研究所所研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课题,有许多观点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松霖回忆说,她爸爸妈妈就是为这些观点争论不休,她妈妈认为她爸爸太锋芒毕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即使你是为党好,有人能够理解才行啊,我作为你的老婆我都不理解,感情上也不接受,你这些观点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松霖的爸爸认为她妈妈如果只能做党的应声虫和传声筒,那就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作为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提醒党全面考虑中国的问题。

  当时的松霖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那就是她选择党还是选择父亲,她是那样地爱父亲,可是她不能、也无法想象自己选择“反党”。

  随着运动的深入,松霖的妈妈因为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她家的六个子女基本上都下了乡。

  松霖曾经问过抗美:“你还愿意跟我交朋友吗?”抗美不假思索的说:“愿意。”然后迷茫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你爸爸妈妈就是恨不起来……”松霖听了这话,眼泪夺眶而出,硬咽地说:“我也是,跟他们划清界线是被迫的……我实在没有办法……。”

  但是那次谈话之后,松霖很少再谈及她的父母,对外人更是讳莫如深。到了陕北,松霖干起活来真是不要命,光挑担子一项,她肩膀下压出了一个鸽子蛋大小的瘤子。抗美被选为妇女队长的时候,松霖也被贫下中农选为会计,每天收了工,还要在灯下算账,有时出入只几分钱,她就一直算到深更半夜。如果不是她父母出了问题,选去延安参加积代会的代表,康家沟还不一定是谁呢,说不定就是朵松霖而不是于抗美。

  建军节快要到了,科领导叫护士班和护理组准备几个节目,争取参加医院的文艺晚会。

  章小毛和抗美商量搞一个配乐诗朗诵,这个形式定下来以后,她们就分头找诗,均没有特别合适的,后来还是抗美在图书馆找到了贺敬之同志写的《回延安》,一读就激动万分,也轻易地说服了章小毛。

  幻灯布景和配乐都是电影队统一做,抗美要求幻灯片上是宝塔山和延河水,音乐是信天游,电影队的人说没问题,但全院的节目都在电影队做,工作量大,只能到演出的时候再放出效果来,你们把诗背熟就万无一失。

  工作之余,抗美和小毛就排练节目,孙雁给她们提词儿,她们还一块设计了几个动作,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由于科里的病人所需要的饮食次数和软硬干湿的质地不同,抗美和小毛每天都要跑几趟或十几趟病号灶,为不能走动的病人送汤送饭。病号灶有个上士名叫钱书明,是个上海郊区的兵,俗称“阿乡”,他人也不坏,就是有点虚荣,总是吹嘘自己家是上海市的,有时还穿一件红色的运动衫,前面印着上海两个大字。钱书明和章小毛的关系比较好,但两人都是战士,也只能眉来眼去,章小毛喜欢跟钱书明打打闹闹的,钱书明会偶尔送给章小毛一罐麦乳精,一块小手绢什么的。

  有一天章小毛去打饭,钱书明对她说:“我们病号灶炊事班准备的节目是舞蹈《抬头望见北斗星》,全部戴八角帽、穿红军的服装跳,舞也编好了,就是没女的,要不我们和你们外科的护士班、护理组合作,那这个节目就好看了。”后来外科就出了几个年轻护士加上章小毛跟炊事班的战士一块跳舞,抗美领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

  节目排得还挺有模样的。

  八一的晚上,战士灶加菜,每人两个狮子头,一个咸鸭蛋,抗美吃得津津有味,小毛道,“你少吃点,塞住了心眼儿,呆会儿忘词儿。”抗美道,“不会的,我饭盛多了一点,不吃就得浪费,我种过粮食,不容易。”小毛道,“又来了,什么时候你能不忆苦思甜?”抗美没再说话,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感受自然也不同,小毛的家是部队职工,俗称军队化的老百姓,比如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大师傅、电工、部队加工厂的工人等,比起纯粹社会上的人,小毛有自己的精明和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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