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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红叶作纸》之一 　　写日本最劳神费力。别看它只是一群岛屿，但好像古往今来的麻烦事，都与它的话题有关。 　　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1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茉莉花”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地点确是茉莉会。那个会的名字，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ū，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ān hus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1969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作……”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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