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红叶于海岛(2)_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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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日本朋友问及时，我喜欢说，“中国で生きる”是我的旗号。“在中国活着”，难道不是太平常了？但它又很要紧。　　就这么一句平常的话，说出来却并不简单。我自己也觉得怪。当我不仅说，而且常把它写进文章。这样做了以后，我尝到了一种快感。因为我似乎回答了那俯瞰的质问，我在汉唐宋明的古典面前，不是一个龌龊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像小泉八云（一个穿着和服的英国人）那样夸张感性写一种炫逞文采的日本论呢？因为小泉八云不懂得——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除了战争的胜负，还有他喜欢谈论的是非义理。英格兰帝国不曾遭逢的追咎，对日本帝国却穷追不舍。因为它的行为超越了儒教道德的容忍底线。丑陋的中国人也有权悲愤，有权不依不饶追究日本人的近代史道德。这权利是孔夫子、孟夫子、阳明先生给予的，是日本给予的。一点都没错儿，历史之道，不是茶花之道所能代替的。　　由于头上永远顶戴着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大山”，中国人在追问时，又被日本人反问。他们时时失语。言论的余地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问，从道、德、仁，到信、义、耻。背负的大山不仅太重且不止一座——百年的失败，恐怖的体制，使他们追问的声音，痛苦而喑哑。　　但两国之间的政治史，还不是描写困难的全部原因。还有另外一个，一个更加难以探触的奥深。与流血的近代史互为表里，它如阴隐的背面，阻碍着人们直抒胸臆。　　表里双层的文化，纠缠于每一节历史，使得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辞不达意似是而非。　　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很少能读到关于日本的经典。仿佛跻身低檐之下，难写大气文章。浏览着甲午之后的日本谈，虽然新书总在推动旧版，绵绵不断的游记评论也各有长处，但毕竟大同小异：不仅戴望舒周作人抠抠唆唆，即便鲁迅也难脱烦恼——时而我们能从鲁迅涉及日本的文字中，读出一种依恋与拒否混杂的微妙。　　所以，先要摈除“这一本”与众不同的幻想。　　我只是前来了却夙愿的过客，在遣唐使和留学生的千年长河中，如同一粒微尘。不试探徒劳的概括，更不招惹分析的麻烦，我只是阔别十三载重来再访。我在中国活着，并无贪图他人富足的嫌疑，更无阿谀者嗫嚅的暧昧。我是拥有自我的中国作家，以平等的心理余裕，来作观察的旅行。　　也许读者会惊讶如此嗦的前言。　　但我猜，也会有人心怀同感。　　日本朋友的表情沉默。他们对我的情绪，并不作评论。电子信件里传递着精致的日程表，协助者和访问地不断地调整。日程修改再三，从新干线的时刻，到一站站的客舍。方向很快指向了长崎，这将是一次半环日本列岛的旅行。我发觉，这样的两个月将重合着日本的整个红叶季节。　　——这思路使朋友们也兴奋了。一开始红叶尚未抵达京都。但是，你们将在北上途中，一直迎着南下的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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