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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这个文集的分辑及其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辑，地理学或交通史；第二辑，蒙古史与游牧文化；第三辑，###及回族研究；第四辑，建筑、考古、植物；第五辑，西域文明；第六辑，方法论与思想史。每一篇都针对着一个学科的问题。有些领域于我只是初学，有些则因需要而勉为其难。所以不仅早期作品，一串的歪斜脚印上，肤浅和歧误都在其中——我等候着严厉的驳难和批评。 　　不知是否该回顾一次背后的来路。1975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考古学系），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发掘。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其后较多地进行过新疆的民族和历史调查。从80年代末开始，我的取道和兴趣都向着广义的中亚及###领域倾斜；其间有过两次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学习和著述的插曲。 　　学院之外的学习和收获也许更多些：年轻时代在蒙古乌珠穆沁草原当牧民的岁月，于我是一次不可置换的基础奠定。后来约二十年的、在西海固等穆斯林聚居区的体验，更使我坚定了包括学术的信念。 　　我不想在这里总结和归纳。 　　我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也用这样的语言，竭力地反抗了来势汹汹的异化、对学术初衷的背离以及侵犯民众文化权利的大潮。在蒙古学的范畴里，在摆脱了桎梏之后，我尝到了多分野融合的喜悦。在###研究的探索中，二十年泥泞路上，“专业”成了一种同时对自己的改造。 　　能够概括为思想的内容，在编入的文章里已有所提及。我不敢说它们已经被证实正确。能确定的仅仅是，它们显然远远游离出了眼下学院的模式，一副异端的面孔。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它们的获得过程充满了偶然性，甚至可以说大都是前定的产物。我只能说它们是认真的；在向着文明入门的长旅上，距离职业化和炫耀的标签愈远，我就愈刻意寻求学问性——甚至某种专业规范。 　　丰满美好的文明，把力量输入了我单薄的身体。从陷入污泥的脚踵，到视野迷茫的内心。我知道，这种学问及其规范不仅是锐利的矛，而且是可靠的盾。在放浪于学术界之外很多年后，我初次体味了对学问的热爱、以及求学心切的感觉。只不过日渐一日，教室早已更换场所为山野边疆；同学和师长的阵营里，不觉间也挤满了农民牧民。 　　人很难忘记扶助过自己的老师；同时，底层的出世者特别珍惜教育的机会。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从未敢放弃学业，更不用说，求知本是人的一项基本目的。 　　我没有忽视专业知识分子的积累。此刻在我的视野里，更多闪动着的是他们的形影。二十余年我受到过许多学科和学者的教育濡染，其中日本东洋文库的夏一雄先生和我的蒙古史业师翁独健特别使我敬畏。我把他们的实证主义方法和对我的严厉要求，看做另一种对知识分子异化的反对。我总觉得他们一直在注视着我，虽然他们早已长逝，我不能把这份论文交给他们审阅、也无法猜测他们的评价了。 　　谨此为序。 　　2004年2月再改 　　《风土与山河》新编后小记 　　对广大的劳动者而言，出版是一件奢侈的事。而当今，对于职业的笔耕者来说，谋求愉快的出版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在绵延的遗憾、失望、愤怒、妥协的长流中，能在当年印出自己稚嫩初作的出版社、由当年的编辑代烦代劳、再版一本如同自己脚印的作品集，是一件难求的美事。 　　这本书就是这样，由我在作家出版社印行过的两本散文集编选而成。一本是《绿风土》，我的80年代的第一本散文随笔；另一本是新近的《一册山河》，印于2001年。童言无忌的、生在福中却说愁的过去，和举步踯躅的、时有墨虽浓惊无语之感的此时——在集中互成掩映，读着令作者不禁感慨。 　　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都是任劳任怨的潘静，她和丈夫王志民都是我在乌珠穆沁草原插队的前辈。当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严冬誓师、奔赴内蒙古茫茫雪原的消息，强烈地打动了那时的我，催我追随而上，在次年也当了一名新牧民。所以说，这本书的纠葛，也许能一直上溯到那个艰辛丰满的时代。 　　所以这一册之中，隐现着自己的履历。我盼它们没有写得愈来愈差，也想表达自己渴望写得更好的决意。为了这份难得的体验，我仿照《绿风土·编后小记》的旧例，为关心和错爱我的读者，特作新记附于卷末，并等待着读者严厉的指正。 　　2004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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