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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自我封闭，可能缘自于文化心理上的不自信。 　　确实，应该追求建立一种理想的者马尔提。它既不是腐朽的迷信加封建的老传统，也不是倒退僵化、空喊复兴的怪圈，它将如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年轻一代和非穆斯林，它是我们一步步摸索的，一种良性发展的道路。也许它可以称为“TarigatAllah”（陀里伽同拉），真主的道路。 　　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和实践。我们要共同扶助，互相启发，在一步步的摸索中，互取所长，争取找到一种能达到希望和胜利的“真主之道”。 　　不知您感觉到没有，穆斯林知识分子愈是年轻，凝聚意识愈强。 　　在兰州西宁那样的环境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可在北京感觉是相反的。中国的伊斯兰教，要让它变得有魅力，能够吸引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道路还正漫长。 　　北京或西海固，与其说是教门在教育穆斯林，不如说是孝的观念在教育。中国文明中的孝悌思想，与伊斯兰的孝敬教规，在历史中实现了深深的结合。 　　在堕落的世风中，人可能追求精神和生活的宗教化。在欧美加入伊斯兰的现象很普遍，因为他们过去就有一神教背景，对宗教不生疏。他们入教的原因可能很简单，比如认为伊斯兰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出于深刻的左翼思想向伊斯兰投奔。而中国人不仅对宗教尤其一神教很生疏，而且对他人的苦痛也习惯于漠然，所以类似的例子是孤立的。 　　90年代有醒目的汉族皈依伊斯兰的现象。 　　人们都在寻找道路。迎接汉族优秀分子变成新穆斯林，是历史的呼唤。应该推动所有的阿訇做这个工作。我倒觉得回族概念应该取消掉，如果不是穆斯林的话，就别自称回族。这样说，还因为这个概念里潜在着一丝种族主义。优秀的清真寺应该带着新鲜的血液，大踏步地往前走。 　　你在《寺里的学术》中提到文明内部的发言。现在，穆斯林年轻的博士硕士很多，你认为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从哪个方面能够突破？ 　　不能轻信。现在，中国的大学已是一片生产博士硕士的工厂森林，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博士硕士被生产出来。这种大规模生产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还是进步，已经是一个问题。这些博士硕士中的一部分的堕落，正在使社会瞠目结舌。他们中回族出身的一些怎么样？不知道。 　　文明代言人的资格，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能因为他的户口上写着回族，他就有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命题比这种算术大得多。 　　在我接受伊斯兰的文化和信仰之前，是蒙古游牧文化把我从一个北京学生改造得脱胎换骨。因此我有强烈的报答蒙古民族的心理。但《黑骏马》出版后，受到过一些中伤和排斥。感情的受伤，促使我思考文明代言人的资格问题。难道血统是文明表述的唯一资格吗？也许我对蒙古游牧民族的文化表述，比血统蒙古人表述得更真挚。我离开了草原，抵达了新的土地。但是，一个真诚的人受到的拒绝和伤害，难道是正确的吗？ 　　终于，博士读下来了。比如读了一个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博士。我想提醒：这些专业一诞生，就带着帝国主义掠夺第三世界文化财富的胎记。它们在进入中国时的杂役、翻译和账房，是后日这些学科在中国的泰斗。他们不同于伟大的人类学家摩尔根，能在学术的道路上酝酿宗教式的道德自问。摩尔根在文明代言资格的自问之末，做了印第安人的养子。印第安人正式接受了他，摩尔根才从文明的表述与被表述的道德与心理上，获得了解脱。 　　我忍不住想问，在中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里，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姿态和举动吗？ 　　比如关于小儿锦。阿訇上头讲，满拉下面听。一边听一边在当做教科书的经上，用三分钱一个的蘸水笔尖蘸着黑墨水在旁边注音，把读法、注解、师傅的指引，用自己看得懂的字记下来。这就是小儿锦。这不是什么“回族最早的拼音文字”，也用不着谁去发现。就像三营小学娃娃们的笔记本用不着谁去发现，就像自古生存着印第安文明的美洲大陆用不着哥伦布去发现一样。 　　在这样一个学术谱系中，在如此的浮躁环境中，我们不必猜测一代贴着回族标签的知识分子会有什么作为，但他们或许会发生激烈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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