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11)_杨志军

一一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好着吧？”

　　果果惊讶地问：“信上没说吗？”

　　“说了说了。”

　　“那就对啦，话是虚的，字是实的，姐姐看信就知道啦。”

　　母亲让他去家里坐，他执意要走，说他来西宁每次都住在阿尼玛卿州驻西宁办事处，去晚了就吃不上饭啦。要是有回信或者有什么东西带给强巴副县长，他明天上午来取。又叮嘱道：“才让就留下啦，他今天就吃了拇指大的一块馒头，姐姐摸摸肚子就知道啦。”

　　在果果拉马离开时，才让下意识地跟了过去。母亲上前牵住他的手，对我说：“不知道你们两个谁大，看上去差不多。”

　　我凑过去想跟他比个子。他吃惊得后退着，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一阵风吹来，我的鼻子里顿时灌满了浓浓的酥油味。

　　这是一个星期天，已经下午了。斜射的阳光把小巷分割成了阴阳两半，风也是一边凉一边热。才让走在阳光里，望着两边高高的土墙和前面深深的门洞，好几次都想停下来。母亲牢牢攥着他的手说：“你第一次来西宁吧？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后来才让告诉我，他当时忐忑极了，就像一只小羊闯进了陌生的羊群。不不，他比小羊更不幸，小羊在陌生的羊群里会高声咩叫着寻找母羊和熟悉的伴侣，他却只能一声不吭，连表示一下疑惑都不可能。他来自草原，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抵触，所有迎面而来的，对他都是无法判断优劣好坏的巨大未知。

　　我们进了院门，又进了我家居住的南房。姥姥惊讶得叫了一声：“这是谁家的娃娃，你怎么领进来了？”

　　姥爷说：“别紧张，人家又不是来吃来喝的。”

　　母亲说：“不吃不喝来家里干什么？”

　　姥爷姥姥包括我都愣住了。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渐渐凸显的饥荒让谁也无法轻松面对家中来客这件事，连不到五岁的我都本能地有了沉甸甸的压力。大人们都说我聪明，聪明在这个时候让我朦朦胧胧意识到：本来就吃不饱的食物又要从我们嘴里扒拉出去一些了。母亲又说：“他阿妈死了，洋洋他爸也差一点死掉。”

　　然后拿着信念起来，还没念完，姥姥就哭了。她是一个谁死都会哭的人，何况是一个救了父亲命的人。她捯动着小脚过去，一手抱住才让的头，一手摸着他的光脊梁：“没娘的娃娃太孽障（可怜），大夏天还穿着皮袍，光身子上连个衬衣也没有。”

　　说着又哭。母亲也抹起了眼泪。

　　姥爷长叹一声说：“这是恩人的娃娃，我们不能对不起。”

　　我那时还不理解父亲信中的话，也不理解大人们的眼泪，只觉得家里来了一个小藏族人，他已经没有阿妈了。我警惕地想：是不是他没有了阿妈，就来这里找阿妈？这里的阿妈是我的阿妈。才让一看姥姥摸他的光脊梁，就懂事地把堆在腰里的皮袍提起来穿在了身上，而且像汉族人一样两只胳膊都套进了袖子。姥爷说：“别看他又聋又哑，心里明得像镜儿。”

　　我走过去，站到姥姥跟前，想着姥姥的手也会放在我的肩膀上，但是姥姥没有。我于是解扣子脱衣服，也想露出光脊梁来。姥爷立刻制止了我。我哼一声，不服气地望着才让，突然看到他腰里吊着一把小藏刀，刀鞘是彩色的，刀柄是白色的。我走过去摸摸小藏刀，才让躲开了。

　　这天晚上，姥姥用一个小铁碗从面缸里挖出了一碗半面粉。一碗是平时全家四口人晚饭的用量，加一些蔓菁，煮一锅拌汤，一人足有两铁勺；半碗是专门给才让的。母亲说：“不够吧？他一天没吃了。”

　　姥姥朝面缸里面看了又看，又挖出一点来说：“多放些蔓菁。”

　　姥爷说：“不知道这娃娃吃不吃蔓菁，藏族人是要吃肉的。”

　　姥姥说：“天上的事情别说到地上，再早两年，我能天天让他吃杂碎啃羊头。”

　　吃饭时，大人们都忐忑不安地盯着才让。也许是饿了，才让吃得很香。大家松了一口气。姥姥说：“他只要吃蔓菁就好。”

　　我看到才让碗里的比我碗里的稠，就说：“我要吃这个。”

　　母亲打了我一下：“你吃你碗里的。”

　　姥姥喝了两口自己的拌汤，把碗放到我面前说：“洋洋，这半碗也是你的。”

　　饭后，母亲开始翻箱倒柜寻找衣服，几乎把我换洗的衣服包括衬衣衬裤全部翻了出来。我拿了这件又抓起那件：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母亲夺过去说：“洋洋，懂事些，不能让才让光身子上裹皮袍，穿了热，脱了冷，没有衬衣和外衣怎么行？”

　　才让知道在说他，一眼不眨地盯着母亲的嘴。母亲又摸摸他蓬乱的头发和结了垢痂的耳朵后面，进厨房烧水去了。洗澡的时候，母亲要脱才让的皮袍，才让躲闪着。母亲说：“洋洋，你也脱。”

　　我转眼精赤了，站到木盆里往身上撩水。才让看着，虽然还有些畏葸，却没有拒绝母亲解开他的皮袍腰带。后来我知道，这是才让第一次洗热水澡。

　　接下来，才让遇到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住在房子里，第一次睡炕，第一次穿上衬衣衬裤，第一次盖被子，第一次需要去厕所方便。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眼睛上，看别人怎么做，尤其会盯着我，我的所有举动对他都是一种示范。可我并不喜欢这样，不止一次地说：“你别学我。”

　　母亲说：“为什么？”

　　我噘着嘴说：“他是外人。”

　　母亲失望地说：“你咋是这样一个孩子？”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在我对才让的排斥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嫉妒：凭什么他得到了大人们那么多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我？有一种可以用残忍来形容的优越和歧视：你不会说话，我会；你的耳朵是摆设，我不是；你没有阿妈，我有；你没有衬衣衬裤，我不仅有还可以多出来让给你。但才让并不是一无所有，我懊恼地发现，其实他拥有的比我更多，我甚至都不能跟他平起平坐——他有比我更明亮的眼睛，有比我更强壮的身体，有一件穿上去像个小大人的皮袍，有一双皮制的小靴子，有一种迅速理解对方的聪明和一学就会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股酥油味，皮袍上有，头发上有，肌肤上有，就算浑身上下洗了一遍，依然会浓浓地散发出来，好像他是一个被酥油孕育的生命、一个从温热的酥油河里捞出来的孩子，那种甜丝丝的腥香浸透在骨头中和血肉里。

　　我喜欢酥油味，我恨我没有酥油味，更恨才让拥有酥油味。我问母亲：“才让为什么到我家？”

　　母亲说：“你以后就知道了。”

　　“才让什么时候走？”

　　“不走了。”

　　“为什么不走了？”

　　“不走就是不走了。”

　　我一脚蹬掉了被子，我说我不跟才让睡一个被窝。姥爷、姥姥和母亲一起回答了我：“不行。”

　　母亲又说：“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

　　我几乎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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