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兵的悄悄话(62)_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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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干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正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辉，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精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上大学，我为自己进步搭起的脚手架就全拆了。我刚适应部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自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强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含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部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可我的高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简直像大难临头。他对考试做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点在考场晕过去。我的高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种可悲的地步呢？而高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种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管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流氓事件。　　有人看见高力这家伙骑着摩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高力那家伙，他的摩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孙煤把她和高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摩托车砸个稀巴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干。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进高力的摩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吹了。” 　　孙煤讲完，一仰头，让一头浓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吹了，就那么回事。” 　　她替我做完一切治疗后，又对我说：“我现在想起来，高力为那张裸体画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想甩掉我。他总得有个借口吧。其实他自己怎样？我不去说他了。他对我干的那些事我讲不出口，我跟谁说去！我自讨苦吃，活该！”沉默一会儿，她一双俊俏无比的大眼睛诚实地凝视我：“我跟你说，徐北方除了画我，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你信吗？” 　　我应该信。我爱他，因此我信。　　“你和他很相配，我不胡说。他早就爱你，很早很早，这点瞒不住我。”她这时已托着治疗盘走到门口。难道我这副样子还在乎什么爱不爱吗？也许哪一天，她来例行治疗程序时，发现我已死了。那时还存在什么爱不爱的问题吗？那就全解决了。　　想到我猝不及防、恶作剧式的死，我觉得很开心。　　记者们决不放过我。因为我勉强能讲几句话。“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老问题。啊呀，我烦！我告诉你们，我最后一个念头没别的，就是后悔。他们一听，又重新开导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仍说是后悔。他们再重新开导。假如死神放过我，这群人会夺去我的生命。他们跟我纠缠不休，医生不得不再次轰他们出去。但他们的文章还是按他们的愿望写了。　　……她的亲属病危，她拒绝了探亲假；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同志；她刻苦改造世界观，每天做大量好人好事，比如扫地，喂猪，冲刷厕所；救火中往火势最猛的地方扑，结果受伤晕倒；抗震救灾中，她不畏塌方，抢救国家财产；在她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救别的同志！……” 　　在千千万万个读者中，我就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教条的形象，一个公式化的形象。我是个没了个性，浑身闪着理想之光，一分钟也闲不住，只想着献身献身，不顾一切去送命的人。一个忙忙碌碌、头脑简单的东西。　　我对着报上这个据说是我的人纳闷起来。老实说，我不认识她。我好像突然一下知道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陶小童的陌生人。我根本不了解这个陌生人，也不高兴去了解她。我对着她那些可望不可即的优秀品质、壮烈行为目瞪口呆。　　我是从得知团支书牺牲那一刻开始后悔的。是我葬送了他。不然他会很好地活下去。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读很多书，猛学文化，把画也画到一定水平。他有种种实际或不大实际的打算，统统都被我葬送了。他是为我死的，而我是为了什么，我却搞不太清。　　我恨自己啊。应该有人把我逮起来，而不是对我一个劲鼓吹。我葬送了那么好一个正直的人。　　能证实团支书正直的事太多了。当高力冲进徐北方寝室搜查那张画时，徐北方跟他干起架来。团支书在楼下听说此事，百米冲刺般回到房里。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看看应该帮谁。这时高力已明显地占了上风，他已将画翻出来，正满腔妒火地朝徐北方扑去。团支书一下子冲上去，拿出他庄稼汉地道的摔跤本领，使高力猛栽下去。他按住高力，对徐北方叫道：“快！快把画撕掉！然后烧了它！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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