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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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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陶小童遗憾：难道能去爱这样一个天分极高的无耻东西吗？ 陶小童跟徐北方的几次约会都有些别扭。尤其她，总像有什么心理障碍。最后一次顶败兴，走了一半就回来了。因为人防工地出了事。他们只见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地道入口被堵得水泄不通。那终于竣工的“城下城”究竟如何壮观，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只是一听它的名字就一点不担忧未来的战争——“城下城”。人圈里有人往外挤、脸色充满兴奋，说是死了一对恋人。过一会儿两副担架抬出两具尸体，从头到脚蒙着布。那看守“城下城”的老爷子有天忘了锁门，让他俩钻了进去，又被糊里糊涂的老爷子锁在里面。连饿带闷，整整两个星期，等再打开门时，两人已死得不能再死了。听说他俩死得很惨，手全烂了，那是砸门抠墙弄烂的。可三重厚厚的大铁门，谁会听见他们细弱的呼救声？担架抬过时，人们很想揭开布看看他们的形象。有人说：不用看，一点也不好看，是两个上岁数的人，不是什么少男少女。这时人们又惊又喜地嚷道：好哇，原来是一对风流的老帮子！ 徐北方和啕小童被这事搞得心情沮丧，很默契地，俩人便往回走。路上也很默契，他和她都不想说一句话。 军事演习结束后，大部队全撤回，宣传队留下给当地老乡再演出几场。方圆几十里，一下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许多人找不着立足之地便往后台挤。告诉他们后台不能随便进，他们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贫农！”幸亏天幕上的幻灯把他们吸引了，他们不再闹，一齐坐在舞台背后，看着天幕上一动不动的景色。他们认为自己比前面的人聪明：前面是看戏，而这里则是看电影。 警卫连留下一个班帮宣传队维持秩序。这时一个战士跑进来，问：“有叫蔡玲的吗？” 大家忙答：“有。” “他父亲在外面等她……” 这下没人吭声了，都会意地交换着眼神。听说蔡玲父亲在劳改队表现出色，提前释放，但他没面子回家，在附近一个农场安身了。那农场多半安置这类爱面子的被释放者。 女兵们找了一大圈，没找着蔡玲。伊农把握十足地对那战士说：“跟我来。”他知道蔡玲躲在什么地方，正刻苦地做她的“声带操”。她拉完一千下舌头总要出一身汗，但她的老师还说她拉得不够。要想成歌唱家，就要克服这种毫无力度，一发音像一砣肉似的嗓音，而力度就得这样拼命拉。可在别人看来，那种倒霉的训练跟唱歌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伊农理解蔡玲，支持她锲而不舍地拉下去。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棵槐树下，站着个微驼的黑影，他就是蔡玲的父亲。可蔡玲却死活不承认她有父亲。 伊农在装服装道具的卡车里找到蔡玲。 “我不见他！哪个认得他！”她说。 “他总是你父亲！” “他活该！我没这个父亲……” 伊农急了，说：“我、我、我陪你去。他只想看你一眼……” “我不去！叫他滚！” “他、他、他毕竟……” “狗屁！” “你、你、你毕竟……” “狗屁！” 她被伊农逼得步步后退，已退到车栏杆上，她向后仰着身，像要挨刀。“叫他滚！什么父亲！狗屁！” 伊农再也忍不住了，“砰”地一拳打过去，也不知打着哪儿了，蔡玲一下子蹲下身，捂着脸哭起来。哭得很压抑。伊农愣了一会，赶紧扶住她肩，一个劲说：“请原谅请原谅。” 伊农代替蔡玲来见这位不名誉的父亲。老头儿马上明白了。 “她不肯来，是吧？” 他只好点头。然后又朝他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站了一会儿。伊农说：“我要去演出了……” “等一下！”他居然拉住他，“小玲子现在啥样儿？有这么高……这么高……很瘦？” “不，她蛮胖。”伊农急于摆脱这张失望到顶点的脸。 “我晓得，她是解放军了，不能见我。” 伊农忽然想出个点子，对他说：“我给你搬把椅子，放在台下。她上台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 伊农把这位有罪的父亲安置好，已挤得一头大汗。老头儿又拉住他：“她妈写信跟我讲，蔡玲想要个手表，你把这个给她。” 伊农把一块半新的手表交给了蔡玲。她把这块表反复看了看，然后若无其事地塞进挎包。她发现伊农正用很复杂的目光注视她。 “他走了吗？”她问。 “走了。”伊农撒了谎。似乎这样对她更好。她果然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第一个节目一开始，坐在头排的老头儿就横一把竖一把地抹泪。他哭错了，因为台上根本没有蔡玲。六七年时间，他早记不得她的模样，把谁当女儿他也拿不准，反正他只顾哭。 蔡玲的节目在最后，老头儿却恰恰没看上，他还有几十里山路要走。但蔡玲却在侧幕看见了父亲。她直瞪瞪瞅了他很久，希望自己蔑视他，仇恨他，但是不行。他那副快不中用的样子用不着谁来仇恨了。 伊农被蔡玲揪到没人的地方。 “你骗我！” 伊农避开她恶狠狠的面孔，端起号吹了个悲哀嘶哑的长音。 “他没走，你骗我！” “我没骗你，他现在真的走了……” “你……”蔡玲突然也挥拳给了他一下。 他晃了晃，站稳后说：“我、我、我没骗你，小玲子。” 一听这个称呼，蔡玲的泪水夺眶而出。伊农迟迟疑疑地抱住了她。 第21章 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踏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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