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兵的悄悄话(6)_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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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很争气，从此不再病。阿奶在两年后领着我去了回上海，脸上很光彩。父亲要把我留下来，跟哥哥姐姐一道受父母关怀，阿奶手指点着自己鼻子，说：“除非我死。” 　　这回的的确确有人喊我。七八处伤都在剧痛，证明我醒着，没做梦，我要把它当个梦或幻觉什么的可就亏啦。　　是许多人在喊我，声音怪悠扬的。　　我的耳朵出奇的好，大概它们略有些招风的缘故。因此，我梳辫子时尽量用头发把它们盖掉一些。徐北方说：“你掩饰了一个小缺点，却丢掉一个大特色。”以后，我就放心地把耳朵露出来。在通过我入团的大会上，有人提出这么一条优点：“陶小童听取别人意见时很虚心。”大概是这双丑耳朵给人的错觉。　　渐渐地，我似乎连那些人的脚步声也听见了。准是团支书王掖生活下来了，领着大伙来找我。我就知道，团文书轻易折腾不死。那回新兵投弹，彭沙沙瞎使劲，把手榴弹丢到身后，正敲在团文书脑袋上，他稍一晃悠，立刻就站稳了。然后他方方正正的脸变得蜡黄，一揭军帽，一股血汹涌地淌下来。医生说，他那脑袋够经砸的，换个人，不死也傻了。　　“陶小童！陶——小——童！” 　　终于，我真切地听见了。　　我不知怎么会紧张起来。我衣冠不整，蓬头垢面，躺的姿势也很笨拙，待会儿相逢时，我的形象大概不如他们想象中的英勇。　　他们在喊我，战友们。我光着的脚丫突然有些发热，手指在往泥土里抠。我明白，这叫激动。我幸亏没死，不然就错过了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陶——小——童！” 　　我试着应了一声。一张口，吓了我一跳：嗓子眼只出来一股粗气，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怎么突然间没了声音？　　从那次修“人防”工程，成立鼓动组，我的声音差不多就被判了死刑。变魔才的董大个负责筹备鼓动组。我当时挤过去对他嚷：“我参加！我我我！” 　　他说。“别起哄！”董大个的长手臂左挥右挥，分配谁谁打鼓，谁谁敲锣。最后也没看上我。他事后笑着对找说：“你的嗓子只能讲悄悄话。”大美丽孙煤是鼓动组的主力。她就是不报名，也有人请。她即便不张口，往那儿一站，就是鼓动。她深深勒着闪闪发光的腰带，上面挎着竹板，红穗子一飘一飘，真让我羡慕得不想活。鼓动组占了一块高地，成了整个工地、几千军民瞩目的中心。他们临时搭了座大牌楼，学生们扎许多纸花饰上去，打扮得象顶巨大花轿。“花轿”一侧贴满对解放军的赞美之词，另一侧又是解放军把同样的词推让给老百姓，给人感觉是军民在抬杠。后来鼓动组扩充人马，全宣传队几乎都挤到“大花轿”里去了，剩下可怜的人数还在暴烈的日头下刨大坑抬大筐，其中就有我，还有团支书王掖生。我肩膀上肿了个紫红的小馒头，真希望他们也把我收容到鼓动组去。把我和团支书搁一块可真冤死我了，我虽然声音小，但不是左嗓子，他连语录歌都会唱走调。哪天打起仗来，鼓动组就是全牺牲了，也轮不上他去唱。　　我又试了一次，嗓子还是“呼哧”一声，象破了的手风琴风箱，更象排废气的管道。我急了，我若与战友们失之交臂，就意味着永远这样不舒服地躺下去，可我早就躺腻味了。并不是我对死这事有什么反悔，我是说，连最后亮相都免去的死法我有点不甘心。　　一批批汗珠从我的毛孔里冒出来。我无法挣扎、无法叫喊、无法向来找我的人发出一个我没死的证明。一棵树严严实实掩盖着我，是我把它弄断的，现在它要断送我。　　“陶——小——童！” 　　你们这样喊是白搭。　　过去我常常很不服气地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操练操练嗓子，不信它就那么点能耐。以后证明我行：只要没顾虑，我也能发出大喇叭似的嗓音。任命我当新兵班长的当天，我的嗓门之大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我懂了，我目前的状况叫失声。人的神经受到强刺激后，就会出现这种官能性的失声。　　阿奶喜欢静悄悄的女孩子。她不喜欢姐姐，因为她成天哇啦哇啦。女孩子讲话要尽量轻声，别怕人家听不清。　　阿奶最后是被一帮哇哇乱喊的人活活给吓死的。他们冲进来，站在院子里喊了一下午，一边喊一边翻箱倒柜，说是找阿爷的发报机。他们断定阿爷每天要跟台湾联系。阿奶当晚就故世了，她闭上眼的时候，阿爷大声叫她名字，她突然睁开限咕噜一句：“行行好，别吵我。”我本来已准备放声大哭了，这时改变了主意，哭得极轻声。到最后我都是阿奶最赏识的女孩。　　我一筹莫展地听着他们声嘶力竭地喊。他们在靠近我，大概只隔百来米了。天黑透了，“阿斯匹林”似的月亮已被云吞掉。这山上尽是大小石头，一场泥石流几乎把全世界的混账石头都集中到这里，藏下我这么个人，象大海淹没一枚贝壳般省事。你们别这么喊好不好，喊得我难受得要死。我的手指已往泥土里抠得更深，整个感觉象做恶梦。谁都做过那种梦的：自身囿于巨大危险，却动不了，无法摆脱，最可怕的是喊不出来。　　我张大嘴巴，鼓足劲头，结果还是“呼——”，好象它除了出气，不会干别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离我很近，我哪怕讲句悄悄话，他们听得见。　　我发现我在哭，热乎乎的眼泪被招风耳盛接住。我有很久没哭过了，当新兵的时候，一哭，班长孙煤就说：你们新兵少给我来这一套。后来我当了班长也照样这么说。孙煤从来不哭，我认为这是她顶过硬的招，当着部下的面一哭，威信全砸了。　　我最害怕看见老头子的眼泪。阿奶一死，爸爸宣布马上领我回去，阿爷慌慌张张看我一眼，忽然哭起来。他哭的时候头一点一点，不注意还以为他打瞌睡。　　妈妈对我说：“他有什么可哭的，你又不是他亲孙女！” 　　爸爸说：“立刻收拾东西！”他命令我把自己的和阿奶的一切东西都归到一处，由他们带回上海。　　半夜，我悄悄从妈妈身边溜开。见阿爷的房里还有灯光，便趴在门缝上往里看。老头子纹丝未动地坐在原地，我想他准睡着了。推开门，他一下子回过头，苍老的脸上全是泪。　　虽然我知道一哭准糟，但我还是哭起来。我们俩就这样隔得老远，相对垂泪，直哭到妈妈闻声赶来。她莫名其妙也跟着哭起来，接着哭醒了爸爸。似乎到了此刻，大家被一种共同的悲哀团结起来了，其实是各哭各的。第二天一早父母离开了苏州。他们改变了主意：把我留给阿爷，暂时安慰安慰他，这是看阿奶的情分。阿爷感激不尽地笑了。我从来没见他这样笑过——这样复杂，这样自卑。　　“我们下次来，是要给小童迁户口的！”爸爸口气强硬，他已战胜了暂时的脆弱。不管我懂不懂，爸爸已在阿奶死后告诉我：阿奶和阿爷有过极不名誉的过去。　　他们又朝四周喊起我的名字来。　　我感到又饿又渴，口干舌燥。一再努力而发不出声音，使我的两扇肺也疼起来。人有了希望而无法接近它，真是活受罪。　　有人在轻轻抽泣。听出来了，是蔡玲。　　“哭有什么用？” 　　一个熟极了的声音说。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这是谁的声音。　　“大家别喊了！”熟悉的声音又说，“你们想想，她要听得见咱们喊，会不答应吗？” 　　我又张大嘴，丹田微微发颤，但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我急得要发疯了。可越急越找不到发音要领。就象蔡玲那种奇怪的病，小便憋得越厉害越尿不出。　　他们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下来。其实他们再往前一点，就有可能发现我。但他们灰心了，提前为我哀悼起来。没人再吭气。　　我突然冒出了个怪念头：是不是我已经算死了？死搞不好就是这种状态吧，它使你照样感觉着人间的一切，却无法做出反应。其实谁能搞清楚死人有没有想法，思维是否与肉体同时停止活动，灵魂何时脱离躯壳，出窍的灵魂又以什么形式存在，等等等等。真的，说不定我已经死过了，活着的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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