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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惟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目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就地伏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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