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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公公的装束很奇特，依然是蓝布对襟的短衫，齐膝的布裤，但他头戴一顶白色遮阳帽，帽舌长长地压在额前，顶上写了两个红字：杭州。赤脚蹬一双白色旅游鞋，细瘦的小腿底下，鞋子就显得格外的大，像两只船。公公立在舵前，单手扶舵把，另一手插在腰间，身后是一摞方子。河面上顿时飘起树脂新鲜的苦香气。小孩子一迭声地叫起来：公公！公公！公公很矜持地不回答，眼睛瞪着前方。船徐徐地进了河道，从桥孔底下穿行过来。桥上也站了人，鹅娘从人们的膝间挤出头颈，看着船从脚下滑出来。木材的两边各站一名壮汉，船尾也立了两名，一个人摇橹，另一个只是袖手站着。由于受到这样隆重的欢迎，神色都变得庄重起来。 　　小孩子跳着脚，狗呢？吠着，几只鸭滑下了河，扑腾腾绕着船游水。几乎全村，还有邻村的一部分人，围拢到这里。秧宝宝看见妈妈同她的小姐妹也挤在人群里，脸上的表情挺激动。不晓得什么时候，她和张柔桑站在了一起，而且，手牵着手。她们说下星期就要开学，听讲要换班主任，新班主任是上海人于老师，插队落户到这里，就再没有回去，她的小孩却已经到吉林读大学了，于老师要把她们这班一直带到毕业。她们还说起暑假中各个同学的情况。有一个去北京夏令营，是他家大人到杭州讨来的名额，带过去一车睛纶布，做校服用的。又有一个到太平桥玩，碰到拍电影的，让他跑龙套，穿一身长袍马褂，清朝的帽子，帽子后头钉着一条长辫子，进帐五十块钱及一盒盒饭。然后，她们就说到蒋芽儿，提到这名字，两人都停了一停。 　　这时候，船已经靠在河边埠头下了。船上的人不急着上岸，而是歇着，由其中一个在在煤球炉上烧开水，喝过茶再卸货。公公坐在船板上，两手扶着膝，一动不动，歇息着。人们的注意力暂时离开了船，自顾自地聊天说话。从来没有这这么热闹，这许多人聚在一起。有人华舍做工下班回来的人，下了自行车也来到这里，扶着车与人闲话。蒋芽儿，张柔桑停了停说，她们家买房子了，就在如今建材店的对面，“江南楼”旁边，不是有一幢二层房子吗？房主是张柔桑爸爸的朋友，在别处起了新楼，五层，带电梯，院子里有假山，亭子，花窗，旧房子就要出手。你不知道吗？张柔桑最后问了一句。秧宝宝摇摇头，说她一个暑假没见蒋芽儿。再说呢，她也补了一句，她并不是一天到晚与蒋芽儿在一起的。两人说了许多话。疏远多日，这会儿又接近了，心里很愉快。 　　船上的人吃毕茶，太阳也完全到了西边，金的颜色浅了些，光线较为柔和了。公公站起来，蹬上了埠头，身后两个壮汉，“嘿嗨”一声，扛起一根木方。娄边的人“轰”的一声聚扰过来，又迅速让开，留出一条路。木料上岸了。 　　买得个?，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豆，河?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 　　船尾上站着的那人，是从管墅乡请来的木匠。管墅乡时有个娄头，历来穷得很，公公歌谣里唱的那个“曹阿狗”，恐怕就是他们祖上――“买得个娄，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豆，河勘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大儿子又卖红菱又卖藕，二儿子卖葱韭，三儿子打藤头，大媳妇赶市上街走，二媳妇挑水浇菜跑河头，三媳妇劈柴扫地管灶头。一家打算九里九，到得年头还是愁。”愁到头，就愁出手艺来了。这娄头人家多是做方木和圆木。方木就是木器，圆木则是箍桶。 　　方木匠姓钮，中年，此地人的身形与脸形：精瘦，黑，高眉棱，突颧骨，凹进去的小眼睛，很是明亮。因为有手艺，难免就骄傲了，不言笑。公公自知耳聋，不想惹人生厌，也是话少。带来的那小工呢，因没人搭腔，就算是个话多的人，也没处讲了。虽然是那样沉闷的性子，但是劳动本身却是欢腾的。锯齿在木头里来回走，锯末飞溅。搬木头下力，不自觉喊出一声“嘿嗨”，鸡们四处乱躲。那烟囱管里从早到晚出着烟，砧板上剁着鱼和肉，灶上做一锅高汤，咕嘟着。这个寂寥的小村子，如今数这座老屋最红火，最热闹了。小孩子都挤在门口看稀奇，大人也要伸一伸头，问一声：公公，什么菜式？或者：大木匠，米硬不硬？院内忙碌的人，矜持地都不做答，问的人也没什么，反而更羡慕了。看一会儿，才走开去做自己的事。 　　傍晚，收工了，钮木匠坐在辽中的沙发坯子上――公公特意从屋内搬出来供他坐的，小工扫着地上的刨花和锯屑，公公摆着晚饭桌：拼两张方凳，端上下酒菜，黄酒连瓶温在钢精锅的热水里，越是天热，越要喝酒散发，否则并在体内，就要上火作玻然后，三人三面，手里扶着酒杯，喝起来。 　　有时候，还要开夜工，从屋里拉出电线，换上一只一百支光的灯泡，将院子照得通明。这样，就有了不寻常的空气，村人们都跑了来，聚在院门口说话，玩耍。人们奉承钮木匠，说做寿材是积德，添寿数，子孙也得善报，会发迹。再又恭维公公，福气好，儿子有孝心，替他出钱做棺材。这样的晚上，喝酒就推迟了，推到消夜的时候。已是十点钟光景，乡下人总是早睡的，人都走散了，只剩他们。还是三人三面，热过的黄酒，慢慢地喝。灯关了，因为月亮已经出来，足够的亮。别以为他们晚睡就要晚起，才不呢！一早，又传出锯刨声了。公公呢，走在了去街里的路上，到茶馆去买馒头。 　　一天里边，很少的一会儿，公公闲着功夫，便站在院子里，看木匠做工。公公微驼着背，两手垂下，青筋暴突的小腿下是那双白色的旅游鞋，站开了一些距离。这姿态有着一种虔诚。钮木匠背着身做活，看不见公公，但等公公转身走开，他便回过身去，将手中一块板子，对了公公的后背量一量。钮木匠虽然寡言，其实很调皮。公公晓得有人做手脚，并不动气，还笑。简直无法想像公公笑的样子，可他确实笑了。精瘦的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原以为是凝固了的，此时则神奇的弯曲了。公公好像为自己的笑很不好意思，就用脚踢院里的鸡，让它们闪开。这些鸡已经与钮木匠他们熟了，在料堆跳上跳下，在锯悄里刨着食。 　　这一天，老屋里来了一个生客，一名道士。公公这边做寿材的事传开了，传到这名道士耳里，就觅了来探虚实。道士大约有六十来岁，身体很剑他穿一件灰绿条子衬衫，涤纶西式长裤，裤腰里另一个寻呼机。骑了一架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人造革黑拎包。他就好像了了一双顺风耳，一进沈娄，径直向老屋骑过来。自行车旧得撑脚架都没了，往院墙一靠，取下车把上的拎包，一手推开虚掩的院门，笑盈盈地跨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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