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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荣禄余怒虽未消，但一时找不出难题来，不做声了。廖恒寿问：“康有为，你口口声声变法变法的，老夫问你，变法当从何处着手？” 　　在新与旧、变与守的冲撞中，廖恒寿实际上是一个折中骑墙派。他既不像荣禄那样顽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样力主变革。旧的那一套让他一辈子平乎顺顺官运亨通，他对之有深厚的感情，何况他已六十好几的人，真若维新的话，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故而他趋向守旧。但廖恒寿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内忧外患，国势颓替，也的确让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只能寻找新途径，洋人如此强大，是有许多可学之处，学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也是昔贤的谆谆教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廖恒寿也不反对变法。但他自己对此素无研究，颇想从康有为这里得点知识。 　　廖恒寿的话正问到康有为的心窝里了，这些年他苦心钻研于斯，几次上书也放言于斯，今天正好借此机会，给这些老朽上一堂变法的启蒙课，让他们开开心窍。康有为轻轻地干咳一声，拿出在万木草堂讲课时的架势来，不疾不缓地说：“以有为之见，变法当从法律规度人手。我大清法制大致沿袭明朝，至今已实行两百余年。一样器具用久了则有损坏，一种法制实施久了则有积弊，被损坏的器具必须更新，有积弊的法制也必须更新，这本是常识所能明了的事。” 　　康有为说到这里，又顺便望了一下荣禄。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倒让翁同龢心里不太舒服：康有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为乐，怕难成大事。荣禄则瞪着眼回应康有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 　　“大清变法的重点，当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个方面。”康有为胸有成竹地继续说下去，“关于富国方面，有六大措施：一为设立国家银行，二为大修铁路，三为大办制造业，四为大力采矿炼矿，五为在各省设铜元局，六为在全国建立邮政系统。关于养民，重在四个方面：一为务农，二为劝工，三为重商，四为恤贫。至于教民，则需要在全国大办新式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西方的天文、光电、数学、化学，并广设图书馆，办报馆，办出版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变法项目，便是仿照西方设立议院，使上下情通，民间疾苦能上闻，朝廷美意能下达，事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中饱者无所容其弊。” 　　康有为正说得起劲，不料这几句话惹怒了对面坐着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鸿章。 　　李鸿章并不是荣禄式的顽固派，实在地说，他是鸦片战争以来，最早提出变革并付诸实践的一位大员。作为一个肩负朝廷重任，并与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鸿章对于“变”的重要性的认识一点也不亚于康有为，甚至还有过之，但李鸿章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更重在变事而不在变法。这是他与康有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鸿章在私人情感上与康有为也有很大的抵触。乙未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矛头就是针对他而来的，口口声声骂他是汉奸、权奸、误国罪魁，还说他在与日本谈判中接受了贿赂，后来强学会又拒绝他人会。李对康一直耿耿于怀，刚才康有为说的“权奸”“中饱”之类的话，李鸿章认为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断康有为的话：“康有为，照你的说法，朝廷六部都要尽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吗？” 　　康有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这个文华殿大学士，发现他硕大的伞形红缨官帽上插着一根长长的三眼花翎。这是李鸿章一生的骄傲之处，也是他与别的汉员的最大区别之处。原来，清廷的三眼花翎，只授贝子贝勒以上的满洲贵族，汉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从太平军手中为皇帝夺回江山的曾国藩，也只能授双眼花翎。有清一代，汉人授三眼花翎的只有一个李鸿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战前，慈禧太后因着自己的六旬大寿大赏群臣，破例给了李鸿章这个殊荣。谁知，不久便海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在全国一片指责声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鸿章头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标记。接下来是朝廷以战败国的身分派人去日本马关谈判，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去。李鸿章便借此机会向朝廷索价。他说他现在身分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担心谈判不成，只得迁就李鸿章，赏还他的三眼花翎。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又得的极富戏剧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现了晚清高层政治的滑稽可笑。 　　康有为自然是知道这个掌故的。他望着那根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的三眼花翎，嘴角边浮起一丝嘲笑：“李中堂此话说得过头了。变法改制，不是说将六部尽行撤掉，也不是要将所有规章制度都要废除，而是要细加斟酌，撤去那些虽有名目却没有实事可干的旧衙门，增添那些非设不可的新衙门，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章程，设立那些顺应时宜的新法规，这才是维新变法的正途。不过，我也要提醒李中堂注意，今天是群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我大清危亡的，往往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无须过多留恋，即使一时不能尽废，也应视情形缓急加以改变，新政才能推行。” 　　真正是本性难改。康有为的辞气又开始锋芒毕露起来，翁同穌暗自着急。他担心激起冲突，把好事办砸，便赶紧转移话题。他做过多年的户部尚书，深知帑藏空虚，几乎不敢有所兴作。银钱短缺，是他最头痛的事，便问：“康有为，老夫问你，行新政要练军修铁路、开矿办局厂，事事都需巨款，钱从何来？” 　　“翁中堂，这事好办。”康有为对此早已熟思良久，故应声答道，“各国变法行新政都无一例外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很好地解决了。日本的办法是设立银行，发纸币，法国是实行印花税，印度是实行征收田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都可以参考实行。比如中国的田亩税，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职所知，乡村地主和农人逃税、隐税、瞒税、漏税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实行铁腕杜绝这项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税收入。” 　　一直未发言的张荫恒笑了笑说：“十倍这个数目有何依据？是你想当然吧！” 　　户部侍郎张荫恒也是广东人。他虽然不是两榜出身，却以过人的精明和才干得以官运亨通，是一个办实事的干员。他是支持变革的，是翁同龢引为助手的同志。康有为知道这位同乡对变法的态度，明白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与出自于荣禄的口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说：“十倍这个数目，我的确没有确凿依据，但会有成倍的增加，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翻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 　　张荫恒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几之暇浏览浏览。” 　　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穌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 　　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 　　康有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颇有怅意地离开总署。刚回到南海会馆一会儿，便见翁府的仆人进来，对他说：“不要你当场赠书，是怕李、荣两中堂拒绝接受，令你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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