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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以此看来，他所致力的一切，维新变法也罢，强国图治也罢，都不过是一个手段、一苇舟楫、一座浮梁而已，其最终的目的乃在于个人抱负的实现。如此，康有为则很可能是古往今来常见的野心家，并非国士！ 　　且慢，张之洞的思路刚一到达这里，便立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挡住，这力量来自于康有为那四份上光绪皇帝书。这可是一个烈焰腾腾的熔炉，它燃烧的是滚烫的心，奔溢的是激烈的血。 　　四道上书中的一些话，不断地浮现在张之洞的脑海里：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今兵水陆不利，财公私匮竭；官不择财而上下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 　　“今日中国好比重病之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疾，百窍迷塞，内溃外侵，朝不保夕。所谓百脉溃败，病入骨髓，扁鹊、秦缓所望而大忧者。” 　　“决不能割地赔款。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天下以为吾戴朝廷，朝廷可弃台民，则可弃我，一旦有事，则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之国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自弃其民，国于亡也……不如以所赔之两亿巨款改充军费，强兵复仇。” 　　“设银行，筑铁路，造机器，开矿藏，设铸造局铸造银元。” 　　“顺天下之人心，发天下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 　　这些话对张之洞来说，都有于心戚戚然之感，尤其谈割地赔款那一段，更是深得张之洞的心。“以赔款改充军费”简直与自己不谋而合，所见略同。至于“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可弃台民，则可弃我”、“自弃其民，国于亡也”这些话，更令张之洞拍案叫绝。他虽然反对割地赔款，却没有用这样的语言予以表达，不是因为身为国家大员，不可以说这样尖刻的话，而是没有认识得这样的深刻透彻，这样的入木三分！自诩天下奏疏第一的前清流名士，在这样的折子面前，也有点自愧不如、后生可畏之感。 　　此人的诗也好。慷慨沉雄，气势闳阔。“《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张之洞反复吟诵康有为的这些诗句后，常常忍不住感叹：是个有大志的人呀！ 　　从德才学识四方面来鉴衡，此人才与识都属海内罕见，学也不乏，只是它的路子有些偏，不能总是正学，至于德嘛，张之洞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昨天下午蒯光典到督署来说，康有为此次到江宁，是前来寻求支助的，希望能对他在上海筹建强学分会予以支援。 　　天性爱才惜才的张之洞，从心里深处来说，是非常赏识康有为的。他两充主考，再任学政，门弟子中无能写出如这等诗文的人。他开府太原，总督三地，其幕府中也无能写出这等深刻奏章的人。何况，此人的治国方略大多与自己相同。此人若不办学堂自任宗师，若不广结权要自上奏章，若不结会办报自封领袖，而是直接就来投靠他张之洞，愿意在他麾下效力做事，他张之洞必定会予以重用，待遇优厚，对其礼仪程度当不会下于桑治平。可是，康有为不是也不属于桑治平式的人物，那么，又将如何对待呢？ 　　最让张之洞拿不定主意的是，结会办报，此乃犯大忌的举动。历朝历代，哪个君王不严禁结社集会组团纠伙？如今西方传过来的报刊，其煽动力、影响力大得不得了，倘若他办的强学会的背后有什么不轨的意图，倘若他办的报刊上今后刊载了与朝廷决策相左的文章，惹的乱子可就大了。自己身为总督，岂脱得了干系？即便不对抗朝廷，而是惹出别的是非，比如他们在报卜骂地方官员，干预官府，这些事也够麻烦的了。要是你支持他们，今后出了事便会找到你的头上来，到时如何说话？ 　　张之洞陷于深沉的考虑中。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轻轻推开签押房的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将一封信函放在书案上，转身走出房间。张之洞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看桌上摆的信函：原来这正是康有为讲的杨锐托他带的信。张之洞急忙拆开封函，取出信来。 　　杨锐首先问候老师近日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然后告诉老师，大公子仁权最近几个月来在四书文、试帖诗上狠下功夫，进步很快，下科会试高中是唾手可得。这话很让张之洞欣慰。仁权三十三岁了，尚未中进士。他盼望儿子能早日报捷。 　　接下来是这封信的主旨。杨锐告诉老师，前来上海办强学分会的公车上书领袖康有为是个非常难得的奇才，他在京师甚得人心，年轻的士子们，包括国子监的学生及各省住京应试的举子，十之八九尊敬康有为。官场上尤其是翰苑、詹事府里的官员们也大多对康有为的爱国热情表示敬意。最为难得的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如李鸿藻、翁同穌、孙家鼐等都对康有为表示赏识，尤其重要的是皇上注意到了康有为。皇上读到了他所写的奏折，并且将他的奏折摆在龙案上整整一个月，时常拿起来读，还不断称赞他忠心可嘉。据内廷传出的消息说，皇上早晚要大用康有为。杨锐还表示他想加入京师强学会，并请老师能对康有为在上海的活动给予支持。 　　放下这封信，张之洞的心情有点激动起来。杨锐的信，似乎专为释疑而作。撇掉翁同穌不论，李鸿藻、孙家鼐都是正派而富有阅历的人，他们都赏识康有为，看来此人确非一般。更为重要的是，皇上看重康有为！尽管有不少传闻，说皇上柔弱无实权．权力都握在太后的手里。但不管怎样，皇上终归是皇上，太后已过了花甲，皇上才二十五岁，大清的权柄最终握在谁的手里，这不是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吗？如此说来，康有为的大用，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想到这里，张之洞不再犹豫，决定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支持康有为，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所办的事业。 　　但是，康有为的锋芒太露了，而且此人既然连“托古改制”的事都可以强加在孔子的头上，他什么话不敢说，什么事不敢做？得有一个人常年在他的身边盯着，以免出大的漏子。倘若能通过此人，将以后康有为所办的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那就更好。这得有一个既能干又忠诚的人去为好。派谁去呢？张之洞猛然想起刚才送信的人，好像是和梁鼎芬一起从武昌来江宁的汪康年。那时因为在思考康有为的事没有在意，这时张之洞心里想，从门房将信函等物送到签押房是大根的事，大根半个钟头前还来过这里，怎么这封信会由汪康年送进来的，莫非他是借送信为由，要跟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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