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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张之洞一边细听康有为的浓厚粤音的京腔，一边端视着康有为的面庞五官、神态表情，心里在慢慢琢磨着，眼前这个暴得大名的广东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很快，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刻就要过去了，凌吏目又走进花厅，对张之洞小声说：“谢道又来了，他要跟大人讲清楚，还说昨天大人冤枉了他。” 　　张之洞勃然变色道：“怎么冤枉了他，他的禀帖里夹了一张二十万银票，这不是存心要贿赂我吗？他把我张某人看成什么人了，真是岂有此理！” 　　凌吏目说：“谢道讲，海州商人们开矿心切，出此下策是不对，但他们除按规交税外，每年报效官府二十万。大人自己不收，可以用来为百姓办事。” 　　张之洞气犹未消：“海州煤矿我早就盘算好了，由海州衙门来办，先由江宁藩库拨三十万作开办费，今后所有收入都归官府，难道不强过他的每年二十万？” 　　凌吏目不开口了。 　　张之洞的脸色开始和缓下来，对康有为说：“你明天再来，将你的呈皇上的几份奏折和你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带来，给我看看。” 　　“晚生遵命。”康有为知道两次的谈话已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颇为高兴，稍停片刻他又说，“刚才听了大帅几句话，对大帅清廉高洁的品质，钦佩不已。今天的世道，像大帅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谓凤毛麟角。不过，有大帅一人即可知我大清国官场正气尚存，操守尚存，大清富强仍有希望。大帅方才办的是公务，晚生本无置喙之地，但晚生生性迂直，心里有话便要说出才安，诚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知大帅可否容晚生说几句话？” 　　在通常的情况下，像康有为这种官阶很低的客人，张之洞当然不会容许他过问公务，但一来康有为在张之洞心中的地位不一般，二来刚才这几句恭维话也让他高兴，遂道：“你要说什么话，说吧！” 　　康有为又拱了拱手才开口：“刚才听大帅说，拟由海州官府出面开采煤矿，晚生以为官办不如商办。晚生研究比较中西国情多年，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办事只用官方的力量，而西方办事善用民间的，也就是商家的力量。有些事，如纳粮、征税、审案、练兵等，非官方不可，但许多事，尤其是洋务实业，还是以商家办为好。这可以克服官府办事常见的贪污推诿等毛病，因为它的一丝一毫都与办事人的利益密切联系。晚生以为海州的矿务，交给商家办，官府可课以重税，或在常税外再额外交一笔钱给官府办其他公益事业。若纯由官府办，则会像许多官办的局所一样，亏损大而收效少。晚生实在是冒昧陈言，请大帅宽恕。” 　　张之洞听了康有为这番话后沉默着。他想起了汉阳铁厂和枪炮厂，还有马鞍山煤矿、大冶铁矿，的确是投资巨大而收效甚小。他三令五申严加监督，也不见好转，据说里面弊病甚多，也有好几个人提出招商家来办，他都加以拒绝，他不大相信惟利是图的商人能办好这样的大厂矿。康有为说中西最大的差别，便是官办与商办的差别，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简明扼要、一针见血道破中西国情的不同，这话给了他一个震动。但他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接受康有为的看法，免得被这个地位比他差得太远的年轻人所轻视。他拍了拍衣袍起身，慢慢地说：“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你得为我找一些实例来，让我看看。老夫一向信服河间献王的做法：实事求是。” 　　张之洞离开花厅回到签押房，再次召见徐海道谢文田。昨天声色俱厉地表示要对谢文田立案究办的话不再说了，，耐心听完他的陈述，只说了句“此事再议”，便将谢文田打发走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徐海道台，昨天离开督署后，便像冬天从池塘里捞出的落水者一样，躺在床上，盖三床棉被，仍全身冰冷、颤抖不已。他私下接受了海州商人送的三十万两银子的贿金，为了办好这事，他忍痛拿出二十万送给张之洞。不料引起张之洞韵雷霆大怒，声言要将他查办革职。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事情办不好，熬了几十年才熬出的四品顶戴都要立即被拔掉了，这不倒了八辈子的大楣！昨夜一夜未睡，今日再来督署告罪求饶，请求总督大人手下留情。不料今天张之洞竟然脸色温和，革职一事不提了，还可以再议。谢道喜从天降，心里不停地念着：“祖宗保佑，神灵保佑。”早就听人说过张之洞性格乖张，喜怒无常，这次可算是真正领教了。 　　翌日午后，张之洞和康有为在西花厅第三次会面。康有为将所有奏折及部分诗文和两部书都带了来，当面呈给张之洞。张之洞问了问康有为这次到江南来的目的。康有为将准备在上海创办强学分会和办报的事说了一遍。张之洞说：“我今天下午有几件急务要办，不能跟你多谈了。你给我的这些文章和书，我也得好好看看。明天、后天你都不要来了，大后天再来，我和你再好好聊聊。” 　　“晚生遵命。”康有为照例拱了拱手说，“有一件事，前两次晚生都忘记了。我离京前，内阁侍读杨叔峤先生要我带一封信给大帅。我说我还不知什么时候去江宁，也不知大帅能不能接见我。我怕误事，请他还是交提塘官去办好了。” 　　张之洞说：“你认识叔峤？” 　　康有为说：“叔峤是个忠义热血之士，我与他见过多次面，对国事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京师强学会开会，他也去听过，对我们组会办报，他都极为赞同。” 　　这些年来，杨锐在京师一直与张之洞的长子仁权有密切的联系，也常常会有信件给张之洞。他在内阁任中书期间，因修《会典》有功，已晋升为正六品的侍读。朝廷上的一些事情，京师里的传闻，他常会在信中向张之洞作些汇报。 　　张之洞“哦”了一声，又说：“叔峤身体还好吗？” 　　康有为笑了笑说：“身体好，气色也好，看起来是个正在走运的官。”，说罢起身告辞。 　　接连两个晚上，张之洞都在阅读康有为的四份奏折和部分诗文，翻看他的那两部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张之洞在心里反复掂量着康有为。这无疑是一个奇才，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事，都有大过人之处。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心一意治学，或许能达到郑玄、孔颖达那样的成就；一心一意做事，也或许可能获得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功业。他现在既要为学又要做事，既想做圣贤又想做英雄，这颗心真是大得很哩！ 　　在三次与康有为的面谈和翻阅这些文字之后，张之洞对大清立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位公车首领有了较为清醒的看法。 　　康有为虽有南海圣人之称，但张之洞从他年轻时离家出走，类似癫迷的独居经历，和四处趋拜京师权贵乞求奧援的行为来看，特别是从他不惜歪曲孔子编造历史来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根据，又肆意诋毁古文经学，粗暴武断地对待前人来看，这个人的品性大有可质疑之处。 　　此人行常人之所不能行，言常人之所不能言，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其必抱有常人所不会抱之功利，求常人所不会求之目标。他敢做出头鸟，敢为天下先，其胆气魄力也必在常人之上。显然，他不是在做修诚格致的圣贤功夫，而是在做出人头地的豪强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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