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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掌灯时分，应葆庚所招，王定安和徐时霖来到藩司衙门的小客厅。仆人送上茶点后，葆庚把门关紧，三人开始了密谈。 　　“张之洞这个人，不知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浙江人徐时霖来北方多年了，但说起话来依然有很浓厚的南方口音。自从那天在阳曲县突然遭遇之后，他对这个微服私访的新巡抚是既恨又怕。张之洞临走时扔下的那句话，这些日子来，时常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张之洞究竟奏明朝廷没有。徐时霖知道，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其好与坏，太后、皇上是不知道的，全凭巡抚一句话。若张之洞真的要参他，当然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也曾问过葆庚。葆庚见张之洞来太原个把月了，并没有什么动作，以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经验，估计张之洞只不过是一时恼火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就上奏。徐时霖见后来果然一点响动也没有，觉得葆庚的分析不错，张之洞原来也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可是，现在他竞要清理库款了！他究竟是个只说不干，还是个又说又干的人呢？徐时霖心里没有准了。 　　“鼎丞，你是个才子，张之洞也是个才子。依你看，他这个才子究竟是个什么角色？”葆庚用肩膀撞了撞坐在一旁的王定安。 　　沉溺烟榻的王定安被鸦片薰得又黑又干，加上个子矮小，整个儿就像一只风干的青蛙。他很怕冷，浑身上下让名贵毛皮裹得紧紧的。进了葆庚暖和的小客厅后，他脱去外面的银灰色狐皮大氅，身上还穿着两件皮衣：里面一件深红色的火狐皮袄，外罩一件亮黑色貂皮坎肩。就这样，他的两只鸡爪似的手还是冷冷的。 　　他沉思一会儿，然后用尖尖细细的湖北腔轻轻地说：“张之洞这个人，我在同治八年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敝省做学政。有一次，我到经心书院去看一位老朋友，恰逢他来书院视察，并亲自给书院学生讲了一堂课。他讲的是如何读经。书院里所有的教师都去听讲，我的那个朋友也把我拉去了。也好，听听吧，看看这位学台大人究竟有多大的学问。一个时辰听下来，所有的教师都佩服，我也很佩服：这个学政名副其实。我后来给文正公写信，还专门写了这件事。文正公给别人的信里说，近年张香涛在湖北做学政，舆情颇洽。文正公这话就是依据我的信说的。” 　　王定安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露出自得的笑容。徐时霖恭维道：“此事足见王观察在曾文正公心中的地位之高！” 　　“张香涛后来又到四川做学政。在那里刻了两部书：《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这两本书我都看过，的确写得不错。尤其是《书目答问》，我可以断言，必定是一部传世之作。”王定安以坚定的口气下出这个判断，与其说是赞扬张之洞的学问，不如说是在炫耀自己的鉴别力。“这几年在京师，他参与了清流派，对上下内外大大小小的事都爱发表自己的意见，名声自然很大。海内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张香涛。但雨生兄要问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也很难说。依我看，张香涛这个人，是一个学问文章都很好的文人。如果将他一直放在翰林院做学士，讲经筵、衡诗文，他或许会是今日的纪河间阮仪征。但现在放他出来做方面大员，怕不是合适的人选。” 　　“何以见得？”葆庚、徐时霖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我当然有充分的根据。”王定安将一粒西洋进口的药丸塞进嘴里，鼓了两下腮帮，将它吞了下去。葆庚笑了笑说：“鼎丞又弄什么灵丹妙药来了？” 　　王定安将刚放进皮坎肩口袋里的一个小玻璃瓶拿出来，递给葆庚，一边说：“英国出的药，名字古里古怪的，我记不住，治头脑眩晕最有效了。我方才觉得头又有一点晕了，现在吞下一粒，过会儿就不晕了。” 　　“真的，有这样的奇效？”徐时霖好奇地从葆庚手里拿过去，打开瓶盖，细细地看着里面那些白色小药丸说，“我太太也有这个毛病，发起来旋天转地，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你这药是从哪里来的？” 　　王定安说：“有个英国传教士前几天到太原来，既传教又治病，随身带了很多洋药丸子，吃了他药的人都说管用。经一个朋友介绍，我去见了他。他给我看了病，并给了一小包药丸，说吃了有用再来看。我要给他钱，他不要。我吃了三天他的药，果然后来头再也没晕过。我于是去找他，谢谢他，向他要了三瓶。问他多少钱，他又不要。说这药不能算价，你有钱就给一点，没有钱就不给。我拿出一锭十两银子来问他够不，他哈哈笑起来说：‘足够了，足够了！”’ 　　徐时霖疑惑地问：“你怎么可以跟他对话，他会讲中国话？” 　　“他到中国十多年了，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还可以捏着鼻子学山西土话，我都讲不出。”王定安嘿嘿于笑了两下，露出一口黑黄色的牙齿，“你先从我这里拿几粒去。若有用，我陪你再去找他买。” 　　王定安从徐时霖手里拿过小玻璃瓶来。徐时霖忙伸出双手，王定安在他右手掌心倒出五六粒来，徐时霖赶紧从袖袋里掏出一块绸手巾来包好，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边把它放进左手袖袋里。 　　葆庚说：“那个英国传教士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 　　“叫李提摩太。”王定安说，“洋人的年纪我拿不准，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岁吧！” 　　“你头现在不晕了吧？”徐时霖急于验证这药的效力。 　　“不晕了！” 　　“这洋人的东西就是好！”徐时霖说时，又用右手摸了摸左手袖袋，生怕刚才没放稳妥。 　　葆庚说：“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你的根据吧。” 　　“自古以来的名士，从东汉的太学生到前明的东林、复社，没有几个能办成大事的。”兴许是洋药丸子的作用，王定安的中气明显比刚才足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这些人，多半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发起议论来则海阔天空、头头是道，真正让他们做起实事来却又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讲起别人来求全责备、刻薄挖苦，但自己立身处世，更加卑鄙。当年文正公和九帅就最讨厌这样的人。你们听说过李元度吗？” 　　徐时霖摇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葆庚摘去头上的黑呢瓜皮帽，抓了抓光秃秃的头顶。“好像也是中兴时期的一个有点名气的将领。” 　　“什么名气？打败仗的名气罢了。”王定安有过多年跟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经历，这是一段他引以自傲和傲人的历史。过去曾国荃做巡抚时，太原城里除开一个九帅外，他并不把包括两司在内的其他人放在眼里。待到卫荣光来做巡抚时，他是连一人之下的感觉都没有了。葆庚虽是藩司，王定安一向对他不大尊重，反驳他的话是常事。“这李元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名士派，说大话，写文章，是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了。真正打起仗来，一点本事都没有。他在文正公面前许下重诺，要守住徽州府。但没几天，把座徽州府给丢了，还临阵脱逃，二十多天后才到祁门去见文正公。文正公气得要杀掉他，李少荃他们拼命担保，才没丢脑袋。后来他想投奔我们九帅，九帅硬是不要。” 　　王定安讲起这段掌故来，精神焕发。其实，说张之洞是完全用不着把李元度拉来作靶子的，王定安之所以要扯得这么远，无非在葆庚、徐时霖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那段光荣历史罢了。果然，三十多岁的县令徐时霖立即被镇住了，五十多岁的布政使葆庚也感到在他面前突然矮了一截似的。 　　徐时霖以请教的口吻问：“照您刚才的意思，张之洞就是李元度那样的人了？” 　　“我看差不多。”王定安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说，“甚至还会比李元度不如。” 　　葆庚问：“这话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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