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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清理库款，此事尤其要上报。张之洞曾多次从久任地方大员的堂兄和姐夫那儿得到过做官的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值不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张之洞将这种为官真传牢记于心，深信这是十分有用的秘诀。张之万和鹿传霖仕途顺遂、官运亨通，无疑得力于这个真传的巧妙运用。年过不惑有着十多年仕途经历的新巡抚知道，在禁罂粟和罢捐摊这两件大事上，要做出满意的成效来，将是十分不容易的。当年以道光爷那样的英明和威势，以林则徐那样的刚强和睿智，鸦片都没有禁得下来，到后来引起了土药的全国泛滥，可见这种东西对世俗人的吸引之大。现在山西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在种，有上百万人在吸，要想根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尽其力而为之罢了。至于罢捐摊，朝廷支不支持还不知道。惟一可办的大事，看来便只有这个清理库款了。一个省的藩库，三十年未清查，说起来骇人听闻，查之于典册，怕可能也无先例。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已是引人瞩目了，清理到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到底与实际情况吻合多少，谁会来核查呢？只要出以公心，不挟私欲，督促属下认真去办，就上可告慰朝廷，下可安抚百姓了。 　　真是山西历届前任留给我的一笔最好的仕宦资产，就看我来如何接收了！张之洞不觉兴奋起来，多少日子来的焦虑不安为之一扫。 　　他安排原在卫荣光手下办文案的三个幕僚，一人草拟一个题目。至于阎敬铭，他决定由自己来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张之洞有一种预感，他觉得阎敬铭很快便会在中国政坛上飞黄腾达起来。离开京师那天上午陛辞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慈禧以清脆好听的声音跟张之洞像聊天似的说话，张之洞则以诚惶诚恐的心情、紧张却又得体的语言回答着。慈禧说了一堆诸如“时事艰难，留心政务，若有所见，随时奏明”等套话后，突然问：“阎敬铭这个人，你去年在折子里荐举过他，你平时跟他有联系吗？” 　　张之洞答：“臣没有见过阎敬铭，也跟他从未有过联系，只是听许多人说阎敬铭善于理财。” 　　慈禧又说：“阎敬铭这些年据说一直在山西解州书院，你去山西后，要仔细打听一下此人。朝廷连下过几次诏书，命他进京办事，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你细细去问问，看他究竟身体如何。” 　　“是。”张之洞答道，“臣到山西后一定去查访此人。” 　　“阎敬铭能干，先帝在日就称赞过。同治初期那几年，他在山东巡抚和工部侍郎任上也做得很好，为何突然就辞官不做了呢？你见到阎敬铭，问问他，若过去有些什么不痛快的事，十多年了，丢掉算了，朝廷还等他共度艰难哩！” 　　“是。”张之洞恭恭敬敬地说，“我一定将太后这番心意转告给他。” 　　“张之洞，你现在是山西巡抚，阎敬铭在山西，能不能劝说他回到朝廷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张之洞忙叩头：“臣一定尽力劝说阎敬铭回朝廷为国家办事。” 　　回到家里，张之洞仔细琢磨着慈禧太后的话，深感慈禧对阎敬铭的眷顾之深、期望之切，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今年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应在侍郎之上。官宦世家出身的张之洞深知结纳朝中大员的重要性。这次若由自己出面来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一层非一般的关系。何况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还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 　　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有一封信给他，要他到武昌抚署来历练一下，信中盛赞阎敬铭。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来山西。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桑治平，请桑到解州去一趟，代他先去看望一下阎敬铭，转达殷勤问候之意。 　　桑治平离开太原后，三个幕僚将奏稿送上来。张之洞一一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三份奏稿都没有将他的意图说清楚，其中一份连文句都不通顺。他气得掷回去，命他们重新拟稿。第二天，三份稿子又送上来了。张之洞看后，还是没有一份满意的。他声色俱厉地将三个自以为是的幕僚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统统卷起铺盖走路。他叹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这卫荣光怎么用的这样一批草包！必须聘几个心地明白又文笔流畅的人来办文案。张之洞第一个想起杨锐。他提起笔来，给杨锐写了一封信。眼下这三个重要的折子，只好自己动手了。 　　就在张之洞亲自草拟这几份关系山西千家万户利益的奏折的日子里，太原城藩司衙门后院，有几个人也在心神不安地忙碌着。 　　卫荣光离太原前一天，特为到藩司衙门与葆庚话别。谈话之间，卫荣光说起张之洞有清理藩库的念头。葆庚听了心里暗吃一惊，送走卫荣光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多时辰。 　　正白旗出身的葆庚，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后裔。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在朝中有广泛的奥援。正是凭着这种奥援，这些年来，才具平平的葆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他不屑于从七品县令做起，拿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出手便捐了个候补道员。分发到省后，又是银子帮他很快得实缺。葆庚毫无从政的经验，也不耐烦案牍簿书，但他却迁升顺利。待到曾国荃到山西做巡抚的第二年，葆庚便从陕西按察使调升山西做布政使，成为一省方伯。葆庚凭的什么升官？他的本事就在于京师活动的能力。省里有大事办不了，需要朝廷出面解决的，派葆庚进京便十拿九稳。比如要户部增拨银子啦，减免税收啦，要吏部在对本省道府一级官员的考绩上客气点啦，走王府的门子为某大员谋求调升啦等等，这些事葆庚都可以办得顺溜。葆庚抱着七分敬畏三分谄媚的心态，来到太原给曾国荃当藩司。他知道这个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曾老九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且仗着战功，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葆庚像侍候老爷子一样地伺候着曾国荃。曾国荃对满人官员有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满人都是酒囊饭袋。带兵做官，不是他们有本事，而是命好。对葆庚，他自然也是瞧不起的，但葆庚对他事事恭顺殷勤，曾国荃找不出他的岔子，倒也相处得太平。 　　那时山西正是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景况惨不忍睹，赈灾之事繁重艰难。曾国荃面对这个局面，甚是焦虑。这时葆庚的能力发挥了作用。他到京师四处游说，居然给山西带来六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此举，令曾国荃对他刮目相看，从那以后便对葆庚十分信任。十多年的征战，让曾国荃落下一身的病痛。来山西之前，他在湘乡老家足足养了六年的病。六年乡居，使他变得疏懒。病痛加上疏懒，又使得他对政事产生厌倦，于是干脆把山西的事都交给了葆庚，另派一个心腹代表他和葆庚共事。 　　这个心腹名叫王定安，字鼎丞，湖北东湖人氏。他以秀才身分投曾国藩幕。后来曾国荃组建吉字营，曾国藩将王定安派到吉字营，协助曾国荃办文书。王定安聪明能干，文章写得好，为曾国荃所器重。每打完一场大战后，曾国荃照例都要保举一大批人，许多与此毫无关系的人也有一份。这是曾国荃笼络军心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尽管他没有乃兄的人格力量，却有一大批哥们儿铁着心跟他干，其原因便在这里。王定安也是其中沾光者之一。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荃做湖北巡抚的时候，他的帽子上也有了一颗候补道员的蓝色玻璃顶子。不久，曾国荃辞职回家养病，王定安也回到老家，二人常保持书信不断。曾国荃复出任晋抚时，召王定安来山西。王定安接信即赴太原。曾国荃对这位跟随十多年的老部下甚是眷顾。王定安来到山西不到半年，曾国荃便向朝廷保荐他补授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对曾国荃忠心耿耿，曾国荃也将他视为自己的贴心人。王定安文才好，办事有方，但品行却不好，贪财好货。那时还有一个候补县令，此人就是徐时霖。徐时霖候补好几年没捞到一个实缺，正是倒楣的时候。恰好他出嫁两年的妹子新寡回娘家，徐时霖灵机一动，从妹子身上打起主意来。他知道葆庚好女色，家里已有一妻一妾，还不满足。于是将妹子打扮得妖妖艳艳的，作为待字闺女送给葆庚做了第三房姨太太，葆庚自然欢喜不已。很快，徐时霖便因此补了实缺，并以小舅子的身分成了葆庚的死党。 　　朝廷救济和各省协济山西旱灾的银子共三百万两，曾国荃让葆庚和王定安来经理。葆庚又把徐时霖拉了进来。这三个人抱成一团，利用这个好时机，大肆贪污挪用。对于他们的行径，曾国荃时有所闻。这个曾老九自己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当年打安庆打江宁时，他明里暗里不知运了多少船金银财宝回湘乡。对于湘军部属的不法行为，他也基本不过问。而今葆庚、王定安从救济款里弄点银子，他同样不计较。葆庚、王定安身为司道，如此贪污中饱而不受惩处，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吏们便一个个都无所顾忌了。本已腐败的山西官场，如今更加腐败，更加黑暗。卫荣光胆小怕事，在山西呆的时间又短，葆庚、王定安所经营的事情，他不想也不敢去触动，彼此倒也相安元事。现在张之洞扬言要来清理藩库的账目，该怎么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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