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上(20)_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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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查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棻前往东乡。祝士棻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天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香师，我们怎么能不急呢，我们不能在北京久住呀！若此案无一点进展，如何回川见父老乡亲呢？”杨锐满是稚气的圆胖脸上流露出几分忧愁。　　“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张之洞说，心里在想着“机会”二字。是的，若是遇着一个好机会的话，的确事情会要好办些。但是，机会，机会在哪里呢？　　“叔峤，我已草拟了一折一片。你先看看，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这是草稿，还要修改。” 　　张之洞走到书案边，拿起寸把厚的一叠纸来交给杨锐。　　“哎呀，您写了这么多！”杨锐又惊又喜，忙双手郑重接过，仿佛捧起了东乡士民的希望。　　奏章，在年轻的士子杨锐的心目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这是写给太后、皇上看的呀，若一旦被他们认可，墨写的文字就会变成铁的现实。杨锐写过不少文章。他的文章被公认为写得好，但那些文章有什么用呢？他心里想，再好的想法，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对不法情事的再严厉的抨击，统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无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你不可能将它广为散发，你的锦绣文章有几个人读呢？只有奏章这种文章才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文字。回川后一定要更加发愤苦读，科场一定要顺利，要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早一天取得香师今天的地位，早一天为国为民上疏进言！　　杨锐怀着这种心情，一字一句地仔细读着。张之洞的奏议，章法严谨而不呆板，遣辞准确而不干涩，论据广博而不芜杂，建议周详而不浮泛，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折一片也同样充分体现出“张奏”的特色。杨锐完全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了。　　就在杨锐阅读的时候，张之洞的脑子里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四川三年期间，亲眼看到蜀民的苦痛不知有多少，但回京这些年来，却并没有看到川督川藩上过关于百姓困苦的奏疏，连川籍京官也不言及。地方官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掩藏危机，粉饰太平，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升官晋级，至于百姓的生与死．则从不往心头上记挂。京官每年要接受来自家乡的地方官送来的冰敬和炭敬，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礼品。　　拿人家的手短，当然就只有靠说好话来回报。如此内外一致，太后、皇上就被蒙在鼓里了。在朝廷的眼中，巴山蜀水，仍然还是千年前史册上的那句老话：天府之国，富甲天下，殊不知如今已大不然了。应该趁此机会，把蜀民的苦困向太后、皇上奏报，既可以让朝廷了解四川的实情，又有利于东乡案子的再次审查。正要提起笔来时，他忽然觉得自己浑身都已疲倦了。　　张之洞一向体质不强，三十多岁时两鬓便有了白发。四十岁过后，他常常有一种日趋衰老的感觉，心中不免有些恐惧：一生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今日一天之间连拟了两份奏疏，精力花费太多，更觉得比往日劳累。明天再写吧！这个念头刚一出来，便被他立即压下去了。　　张之洞是个性格倔强、意志坚毅的人，想办的事就非要办成不可。一天之内连上三道奏折，这在他的过去是没有过的事，满朝文武中也罕有人做过这等事。然惟其如此，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才能体现一个前四川学政的关爱蜀民之心。　　“香师，正折和附片我都拜读过了。东乡冤案，有您这样的奏章递上去，一定会很快昭雪的。” 　　杨锐一颗热切的心被张之洞的奏稿所深深打动，并由此而更增添了对老师的敬意。　　“但愿如此！”张之洞说。他斜倚在靠背椅上，让全身最大限度地放松。　　“香师，您的这两份奏稿，可不可以让我来替你誊正？” 　　杨锐的眼睛里射出热烈的目光。对于一个肩负父老乡亲重托的尊经学子来说，对于一个巴望仕途顺利早日成为国家栋梁的年轻秀才来说，这是一件太富有意义的事情了。　　见张之洞没有做声，他又赶紧补充一句：“让我誊抄一遍吧，如果不能上奏，留下做个底子也好呀！” 　　若是在平时，张之洞是决不会同意杨锐这个要求的。一来亲自誊正奏稿，也是臣子对君上的一种忠诚的表示；二来毕竟还不是繁剧在身，有时间自己誊抄。但今夜还要草拟一个附片，分不出时间来，而瞬间冒出的另一个想法，更促使他很快作出了决定。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到河南开封堂兄张之万那里去做客。张之万很器重这个堂弟，除密折外，通常的奏折，从草拟到拜发的过程，他都让时年二十五岁的堂弟参与，或让他起草，或要他誊抄，或给他看幕府中师爷们的稿本。就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得到很多见识。张之万有时笑着对他说：“我这是在培养未来的疆吏。”张之洞终生记得堂兄的这份情谊。眼下这个刚过弱冠的尊经士子，其资质、品性、学识、才情都不在当年自己之下，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正好让他参与这几道折片的形成过程，借此历练，也好使他终生对老师有一个美好的印象。　　得到老师的明确答复后，杨锐热血高涨，一种神圣感顿时充满他的全身。张之洞找出几份自己留下的奏章副本，详细地把格式和写法给学生讲了一遍，然后走出书房。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月牙弯弯，繁星密布，深黑的天穹奇妙莫测，它给人以强烈的诱惑，又易使人生发出无穷的喟叹。一股夜风吹来，张之洞觉得有几分寒意，已是二更时分了。　　洗过一个热水澡后，张之洞又恢复了白日的旺盛精力，回到书房时，杨锐正在灯下一笔一画地认真誊抄。他从背后看了一下：书法端庄秀丽，格式也符合要求，心里甚是满意。一坐在书案边，四川百姓生计困苦的景况，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　　据杨锐说，上次恩承和童华从四川回京奏报朝廷，说一两正款之外所加收的钱只有四千二百文，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四川乡民老实听话，若仅只此数，大家再苦，也会咬紧牙关交出来。事实上，最贫瘠的县，一两正款之外也要加收六两左右的银子，　　许多县高达十两。这笔银钱百姓实在负担不起。至于东乡县，则更为严重。这是张之洞还在四川时就已经知道的。东乡县令孙定扬为填满他本人及衙门里那一伙贪婪之徒的腰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竟然在一两正款之外收取高达十三四千文的苛捐杂税。知府易荫芝核减为七千文，已经不低了，但孙定扬不听，我行我素，依然征收十多倍于正款的钱。孙定扬正是逼迫百姓反对朝廷的那种贪官污吏！　　张之洞想到这里，顿时怒火满腔。他铺纸研墨，奋笔疾书：　　古人云：天心在民心，民安即国泰，民定则国宁。减捐轻赋以苏蜀民，此今日治蜀之第一计也。孙定扬逼民于绝路，李有恒滥杀至无辜，彼辈不独为蜀民之罪人，实为朝廷之罪人。从来坏圣君之英名，毁大业之根基者，皆孙、李等乱政残民之蛀虫也。此辈不诛，民心何能得安宁，国家何能至大治，朝廷何能树威仪，上天何能降平安？　　“好，就这样定稿！” 　　张之洞为自己拟的这几句文字兴奋起来，将笔一扔，霍然站起。杨锐正在屏息静气地誊抄，被张之洞这一声高叫所惊动，知道老师又得绝妙之句，忙过来先睹为快。　　“香师，有您这几句，孙定扬、李有恒不上断头台，怕连太后都不会答应了。” 　　杨锐说完，捧起这份奏稿，又大声朗诵一遍，由衷佩服不已。　　“不仅要借他们头来为蜀中父老出一口气，还要借他们的头来整一整天下的吏治！”望着夜色深沉的窗外，张之洞坚定地说。　　“香师，快四更天了，您去歇息吧，我来抄，天亮之前可以抄好。如果您满意的话，上午即可拜发。” 　　到底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杨锐一丝倦意都没有，反倒被为民请命的崇高情感所激励，情绪越发高昂了。　　“叔峤，你以为这三道奏章上去，东乡冤案就一定会昭雪，孙定扬、李有恒就一定会被砍头吗？” 　　张之洞目光凝重地望着面色红润的年轻士子。　　“有您这三道奏章上去，再有几个人配合吁恳，事情一定会办成的。”杨锐很有把握地点点头。　　“可能不会有这么便当。”张之洞转眼望着书案上那簇橘黄色的灯焰，慢慢地说，“先前的定案和去年的复审，都是有谕旨肯定的，现在要再请谕旨来推翻前定，谈何容易啊！” 　　如同一盆冷水浇来，尊经书院的小秀才一时没有主意了，他呆呆地看着背手踱步的老师，口里喃喃地念着：“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是的，怎么办呢？张之洞也在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远处，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晨鸡的打鸣声，天快破晓了！他毫无睡意，正陷于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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