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上(19)_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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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冷漠淡然，决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　　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分，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伸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作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懿娴！”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吗？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怎么啦，四爷！”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色地站在书案边。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和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张之洞对夫人说：“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月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身为大清詹事府官员，理所当然应当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我朝深仁厚泽，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二事：一曰赋敛轻，一目刑罚平。赋轻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顺治元年，世祖告诫群臣，凡官吏蒙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又下令严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特颁“永不加赋”之谕。此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　　辟，乃列圣相传之心。顺治十年，圣谕告诫：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二十四年又规定，凡官吏犯有贪污之罪，概不宽免。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发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惟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开饭”。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了。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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