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上(105)_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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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晳子，鸡都叫了，你一夜没睡？”蔡锷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轻轻地问。　　“松坡，你起来得正好。我的《湖南少年歌》刚刚写完，你是第一个读者，你帮我好好看一看，指正指正，我再修改。”兴许是喝了酒，兴许是为自己创作了这样雄壮的诗篇而亢奋，杨度虽然写了一通宵，却毫无倦意，两只有神的眼睛比往日更加闪闪发亮。　　“就写好了？我拜读拜读。” 　　“湖南少年歌。”蔡锷轻轻地念着题目。“好，题目取得好！梁师有《少年中国说》，你有《湖南少年歌》，正好配合。中国好比一个新生的少年，湖南也是一个新生的少年。” 　　蔡锷一边夸奖着，一边看下去。嘴里小声地念着。杨度侧过脸去，也看着稿纸，和他一起欣赏自己的佳作。　　“好，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今日民主稀。写得妙！”蔡锷念的声音高昂起来，杨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好，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写得对，正是如此。”蔡锷又大声念了两句，杨度听了很舒服。　　“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写得生动！我今日又是一个作谈兵客的秀才。”蔡锷特别欣赏将“秀才”与“谈兵”相联系起来的诗句。　　“一针见血，一针见血！”蔡锷伸出大拇指指着稿纸上的两句诗，杨度看时，原来他指的是“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两句。　　“哎呀，晳子兄，你这几句真是写绝了！”蔡锷忘形地拍打着杨度的肩膀，高声朗诵起来，“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我担保，稍有点血性的湖南人读了这几句，都会去为中国的生存而奋斗。” 　　杨度的脸上流光溢彩，心里鲜花怒放：“松坡，你不要光说好，也要提意见。” 　　“要提意见嘛，我提一条。”蔡锷指着稿纸说，“‘若道汉唐国果亡’这一句，‘汉唐’二字改为‘中华’二字更好。因为汉唐作为历史上的两个朝代，实际上早已消亡了，若作为中国人的代称，则人们会理解为汉人唐人，如此，则排斥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扒开满人不说，中国还有回人、藏人、蒙人，光我们湖南就有苗人、土家人、瑶人、侗人等等。不如改用‘中华’二字，则包括了所有的民族。” 　　“说得对！”杨度心悦诚服地接受蔡锷的意见，提笔将“汉唐”二字圈掉，工工整整写上“中华”二字。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蔡锷重新念了一遍。“这就完美无缺了。” 　　接下去，他一口气将全诗念完，由衷赞道：“黄钟大吕，铁板铜琶，上下古今为湖南人唱赞歌的，再没有哪篇能超过这首《湖南少年歌》了。我马上就送给梁师去看。” 　　蔡锷说着，捧起一叠纸飞快地跑了出去。　　窗外，天色已大亮，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彩霞如锦，波光如镜，一轮朝阳就要从它的怀抱里跳跃出来了。杨度久久地伫立在窗边，眺望着这宇宙间最为壮观的景象，心里默默地念道：“大海呀，你真伟大！” 　　当杨度送别蔡锷回到东京后的第二天，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便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署名晳子的《湖南少年歌》，并亲自为这篇歌行加了一段热情的赞语：“湘潭杨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顷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 　　一时间，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谈话的内容莫不是《湖南少年歌》，纷纷赞扬这篇歌行气势宏阔，才华信美，充溢着强烈的爱湖南爱中国的少年激情，不少人都叹息本省无此美才，也有人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两句不太满意，似乎有点惟湘独尊，眼无他省的味道。但更多人反驳道，这是诗，诗应当有夸张，晳子这里说的湖南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以及光复中国的决心；何况他也有所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载之典籍的名言，如果我们每省都有湖南这种决心，那中国就绝对不会灭亡。湖南人读了这首少年歌，莫不惊喜若狂。这篇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歌行，激发了他们作为一个湖南人特殊的自豪感，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派，以及没有明显政治倾向以学习科学技术为目的的湘籍留学生们，无一不敬仰晳子，爱戴晳子。这一期的《新民丛报》不仅在学生中，而且在整个日本的华人社区中，成了最为抢手的一张报纸。在国内，尤其在三湘四水之间，更是广为传抄广为传颂，颇有点洛阳纸贵的势头。　　为了更好地研究宪政，杨度离开了弘文学院，进了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这里也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他抱着广交朋友的宗旨，很快结识了他们，尤与范源濂、汪兆铭友善。　　那是在进法政大学不久的一个中午，饭堂大门边张贴了一幅海报，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围在旁边看，杨度也挤了进去。海报上写着几排中文字：论辩大会。题目：中国的前进应采用何种方式为宜。地点：秋赏斋二楼北头教室。时间：十二日晚上七时正。主持者：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法政大学分会。欢迎全体中国留学生及日本朋友参加。对于这类论辩会，杨度有很高的热情，而且也喜欢发言，只是因为刚进学校，不明情况，这次先听听。　　准七时，杨度来到秋赏斋。这间可容纳百来人的大教室已差不多坐满了，其中还有七八个日本学生。主持人简单地讲了几句开场白后，发言者便一个接一个，都是血气方刚、多闻博识的年轻学子，讲起话来，无人不滔滔扬扬辞气激励，对中国的现状几乎都不满意，对中国谋求进步富强的方式的看法却各有不同。除少数人主张应当以普及教育、发展实业的手段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外，绝大部分人都主张应从政治上入手来改变现状。从政治上着眼的主意虽多，归纳起来，仍不外乎维新和革命两种主要途径。主张维新者多为康有为信徒。他们以身处之地日本为最有力的例子，认为不必废除君主制，只要把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搬掉，把权力集中于光绪皇帝一人之手，那么光绪帝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中国也就会跟日本一样迅速强大起来。主张革命者多信奉孙中山的理论。认为满人的朝廷，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是一丘之貉，绝无新生之理。第一步先推翻满人的政权，第二步再建立民主共和国，走美国、法国的道路，永远废除君主专制，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双方各执一端，争辩十分激烈，间或还杂有人身攻击，使得气氛颇为紧张。这种论辩，过去在弘文学院也时常有过，杨度不以为怪。只是他发现，与一年前相比，今晚的辩论会明显的是革命派占了上风，维新派显得有点阵营不强气势不壮。发言的有十六七个人，给杨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人。　　一个人中等偏矮的个头，长方脸，鼻宽嘴阔，操一口湘北官话。他认为中国要变革，但不能太剧烈。他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现在好比一辆破车子，轮子已陈旧，车板已腐朽，拉车的马是跛子，驾车的人已昏老，若陡然来个急转弯，则必然是车散人亡，一切都颠覆了。因此，只能缓缓地转弯子，昏老的驾车者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那时再让年轻精明的人来代替，情形就会好多了。以后，再换马换轮换车板。经过十年二十年这样的逐步替换，这挂车就会变成轻车快马，奔在别人的前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多办学校，大兴教育，多培养各种人才，不但要培养驭手，还要培养造车轮车板的工匠。中国与日本相比，最大的落后是在教育上，教育是振兴民族的基础。此人的比喻很形象，听众都笑了起来。杨度也觉得他的演讲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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