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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他当然不会赞同。”梁启超淡淡地笑了一下,顺手将一缕垂下的长发梳好,说,“南海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大不以为然,他为此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南洋总汇报》上,一封题为《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南海先生之所以要采用公开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仅仅我梁启超有革命排满的想法,其他弟子,包括他最忠实的弟子徐勤、欧榘甲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南海先生认为非再次公开阐述他的观点不可了。”

  “卓如,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实话告诉我。”杨度认认真真地对梁启超说。

  “什么问题值得你如此认真?”梁启超望着杨度说,“你只要提出,我都会实话答复你的。”

  “卓如,你是康先生的大弟子,最了解他,康先生不愿反满,死心保皇,除开他受过皇上的非常之恩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杨度挺身敛容地问道,那神情,全然是一副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严肃态度。代懿、杨钧也在热切地等待着梁启超的回答。

  “南海先生不赞成革命,力主君宪,除开皇恩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怕革命排满后引起中国的混乱而导致分裂。”梁启超不愧为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不用思索,就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回答杨度的提问,“南海先生说,今日如果推翻了皇上,则必然各省都要自立,一旦自立,则必然相争,一旦相争,十八省则为十八国。这一点,南海先生说就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到那时,中国则将受制于各大国。他还说过,他自长大以来所见弱小之邦被人吞灭不可胜数。比如琉球被日本所灭,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所灭,缅甸、波斯被英国所灭,巴称尔、土尔尼特被俄国所灭,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被美国所灭。这些都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他认为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如果中国分裂,则由大国变为小国,本来就不强,那就更弱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外国列强所吞灭,我堂堂中华民族则不复存在。这一点是南海先生所反复论述的。”

  梁启超转述康有为思想的这番话,使杨度陷入了沉思。

  杨钧点头说:“康有为先生的这个顾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自古以来弱肉强食,鲵遭鲸吞,乃理势之然。依我看,中国既要排满,又不能分裂。”

  代懿也说:“重子平时不谈政治,一谈起来,便有独到见解。我完全赞同他这句话,中国要走的只有这条路:既抛开满洲人的统治,又不造成内乱。”

  杨度眼一亮,觉得他们两人的话对自己有一点很重大的启示,但他一时还不能在这点启示下形成一种思想。正在这时,梁夫人笑吟吟地进来,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们,一谈起国家大事来就兴头十足没完没了,好像一个个都是决定国策的御前大臣似的。不管中国今后将走哪条路,你们现在都得跟着我走一条路:进餐厅吃饭去!”

  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饭后,梁启超说:“今天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一个人来,等他来了后我们一起去游总持寺。”

  代懿问:“这人是谁呀?”

  梁启超卖着关子:“我今天不说,你们去猜吧,猜中了,明天我有赏!”

  夜晚,三人睡在榻榻米上,将与梁启超有往来的人,一个个地排列出来,但到底猜不出明天来横滨的是哪一个。

  薄薄的晨雾中,从东京开往横滨的首班列车在奔驰着。第三节车厢靠窗边的硬座席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火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稚嫩,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青年。他,就是已改名为蔡锷的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蔡艮寅。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树木农田,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五年前,正当十六岁的小蔡艮寅在时务学堂刻苦攻读新政时,政变发生了,一夜之间中国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蔡锷不愿回家乡,集合五六个好朋友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蔡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

  那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大家都身无分文,租不起房子,便都挤在梁的小房子里。晚上就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卷起堆在角落里,生活十分清苦。但蔡艮寅和他的伙伴们心情却很舒畅。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和梁师一起,无拘无束地高谈国事,骂朝廷,骂西太后,又亲眼看到了日本国的富强,可以在它的国土上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年轻的爱国者们,心里正燃烧着烈火般的热情,充实的精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欢悦,十倍百倍地超过了因物资困乏而产生的烦恼。后来,梁启超从华侨中为他们募得一点钱,将他们安置进了学校。蔡进了梁任校长的大同高等学校。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常常饿着肚子勤奋钻研各门学问。蔡艮寅这种刻苦耐劳的性格,得力于贫寒家庭的磨炼。

  蔡艮寅的祖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娶妻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艰难度日。有一年宝庆府遇到大饥荒,夫妻二人在挖野菜回家的路上,见一棵枯树上吊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衣衫破碎,骨瘦如柴,他们知道这一定是受不了饥饿而上吊的。穷人心善,很是怜悯,夫妻二人便把那个小姑娘从树上放下来,打算找块破席包好埋掉。正在卷席子的时候,张氏忽然发觉小女孩胸口有一丝热气。“还没死!”张氏惊喜地对丈夫说。“赶快把她抱回家去!”丈夫说着,便把小姑娘放到背上,一步一步驮回家。张氏给小姑娘灌了口温开水,过一会,小姑娘活过来了。张氏满心欢喜,又将家里仅有的几粒米熬了一小碗粥,让她喝了。原来,小姑娘一家全都饿死病死了,她又苦又饿,没奈何寻上了短见。张氏可怜她的命苦,又想起自己家贫,今后儿子大了娶媳妇也难,于是把小姑娘作为童养媳收留在身边。五年后,让她与长子圆了房。第二年,她就给蔡家生下了艮寅。艮寅的父亲那时学做裁缝。农民饭都吃不饱,一件衣服穿几十年,裁缝的生意可想而知。家里苦,艮寅无法读书。附近有个私塾先生叫樊锥,见艮寅长得聪明伶俐,就免费让他来读。艮寅天资颖悟,过目不忘,十三岁便中了秀才。后来樊锥来到时务学堂做教习,便把他也带了过来。就这样,蔡艮寅成了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

  蔡艮寅来东京不久,偶尔去弘文学院,意外地发现了樊锥也在这里读书,师生异国重逢,倍加欣喜。后来梁启超迁居横滨办《新民丛报》,蔡、樊常常去横滨与梁聚会。庚子年,蔡艮寅应唐才常之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很快便失败了,唐才常惨遭杀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义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军事的重要,决定弃文习武。梁启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学校的教务长佐滕义夫推荐。佐滕接纳了蔡艮寅,将他编进第三期骑兵科。入校前,梁启超对他说:“你现在是军人了,应该有个相称的名字。古诗说‘莲花穿剑锷,秋月掩刀环’,锷者,宝刀也,你就以‘锷’为名吧!”从那时起,蔡艮寅便改名蔡锷。

  蔡锷怀着“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的崇高抱负,在士官学校勤奋学习各种军事技艺,门门功课优异,与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誉为士官三杰。上个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校方奖他一枚菊花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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