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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卓如，你什么时候又取了个这样长的别号？”杨度指着《自励》诗后的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问梁启超。 　　“我初来日本时，作文署名常用‘哀时客’，后来写了《少年中国说》。别人都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我说老大帝国要新生，它是一个新生的少年，我梁卓如也要和自己的祖国一道新生，所以从那以后，我便改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了。” 　　众人都点头称是。 　　“现在我又有一个新名字：饮冰子。” 　　“饮冰子？”代懿觉得有趣，“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猜猜。”梁启超乐道。 　　“我知道。”杨钧想了一下说，“此典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乎？’看来卓如兄有两患之难。” 　　“正是，正是。重子书读得不错。”梁启超鼓掌欢笑，“我自号饮冰子，书斋便跟着叫饮冰室。只是名字取好了，匾还没有写成。晳子来得正好，你的书法独步东瀛，就请你给我题个匾吧！” 　　杨度说：“独步东瀛不敢当，既然你看得起，写几个字还是可以的。” 　　“就写，就写。” 　　梁启超连忙进书房拿出纸笔来。杨度也不客气，饱蘸浓墨，抬起臂腕，一笔一画，似凝聚着万钧之力。转瞬之间，矮几上的白宣纸上现出“饮冰室”三个字来。但见它糅汉隶魏碑之长，具庄重端秀之姿，真个是功力深厚，才气纵横。梁启超喜道：“快请落个款吧，不然日后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我梁某人自己写的，那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哩！” 　　“好吧！”杨度笑道，“不把这个功劳送给你。” 　　又题笔写了几个小字：湘潭杨度题。 　　刚写完，不觉遗憾起来：“可惜不曾带个图章在身上。” 　　“这有何难，我给你补全。”杨钧早被这种气氛所感染，跃跃欲试，只愁插不上手，现在正轮着他露一手的时候了。“我这就给你现刻。卓如兄，你有印石和刻刀吗？” 　　梁启超摸着头说：“我于治印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可没有。” 　　“没关系，把小妹妹的铅笔刀借我用一下。” 　　杨钧说完走出客厅，在院子里抓了一把泥进来，将铁观音茶滴了几滴，左捏右捏，十几秒钟便捏出一个椭圆形底面的泥柱来。他接过梁启超递过来的铅笔刀，顺手便雕起来。不出两分钟，椭圆形底面上现出了两个字。梁启超又拿出印泥来。杨钧将泥柱在印泥上压了压，然后轻轻地在“湘潭杨度题”的下面一钤。拿开泥柱，纸上现出一个鲜红的椭圆印章，中间两个白文小篆“晳子”清晰古朴，结体别致，令人越看越可爱。梁启超喜不自胜：“杨氏兄弟珠联璧合，饮冰室将倍添光辉。重子，你这颗泥印就存放我这里，留个纪念吧！” 　　“你为何不早说，它已复归原形了。”杨钧边说边将泥印递过去，梁启超接过看时，它早已被揉成一团烂泥了。 　　“可惜，可惜！”梁启超、王代懿同时发出叹息。 　　梁夫人出来给大家添茶，看见杨氏兄弟合作的这幅艺术品，爱不释手，说：“卓如，我看不要去做匾，再巧的工匠，也摹不出这字和印的神韵，不如干脆做一个玻璃镜框把它镶起来，挂在书房里。” 　　代懿忙接言：“嫂夫人真正是行家。宣纸上的字和印是天籁，摹到木板上便是人籁了，两者岂能相比！我没有晳子和重子的才情，我来出力出钱，配一个好的镜框子，就算我们郎舅三人合伙送你的一件礼品。” 　　“最好，最好！”梁启超高兴地笑道，“这件礼品是无价的。蕙仙，你把你娘家贵筑的特色菜多烧几个出来款待他们。” 　　代懿说：“湘黔同味，重在一个‘辣’字，你这个老广受得了吗？” 　　梁启超说：“受不了也得受，我今天是舍命陪君子了。” 　　收拾题字和笔砚后，大家重新坐定饮茶。 　　杨度问梁启超：“你这次到美洲去了哪些地方？” 　　梁启超答：“我正月里启程，先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再到美国的纽约，后来又去了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最后再由温哥华乘中国皇后轮返日本。” 　　代懿说：“走了这多地方，大开眼界了。” 　　“眼界是开了，但越看到人家的进步，对比中国的落后，心里就愈加不好受。” 　　“那是的。”杨度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又问，“你这次去美洲办什么事呢？” 　　“这次美洲之行是南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他这一年来一直在南洋各国忙碌着，无暇远去美加一带，要我代他去一趟。他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保皇会，二是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用以作为实业基础，第三是筹款。” 　　“成效大吗？”杨钧插话。 　　“这是对你们说句实话，在美加一带的华人社区宣传保皇，再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激动人心了。” 　　“为什么呢？是孙中山他们那些革命党把地盘抢去了吗？”代懿饶有兴趣地问。 　　“倒也不是革命党抢地盘。”梁启超手托茶碗，不紧不慢地说话。他身着浅咖啡色团花长袍，上罩一件黑缎夹层马褂，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剪去了辫子，留着西式偏分头。他今年三十一岁，面孔显得清瘦，宽大的额头十分突出，似乎天赋的超人智慧尽藏在这突出的前额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与政变前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大有不同。粗粗地看起来，他不大像是一个流落异邦的政治活动家，倒更像一个沉静的学者。“还是朝廷自己不争气，弃北京而逃，已是把祖宗颜面丢尽；回銮两年了，口里喊变法，其实毫无诚意。这次经济特科‘梁头康足’的笑话，很快便传到美洲，华侨们都哑然失笑，不少原来一心保皇的中坚分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都说这样的政府保它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此气氛下，保皇分会能建得顺利吗？许多人有钱也不愿捐。” 　　“卓如，听人说，你也有革命的倾向，是真的吗？”杨度问。来到日本后，无论是保皇派的还是革命派的刊物报纸，他都看。他觉得都有其道理，又都有其偏颇，他不能完全接受哪一家。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第二号领袖，这几年来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文章，使得他的声望大有超过第一号领袖的势头。日本留学生界普遍认为，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有往来，甚至也赞成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说不定保皇派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杨度很看重梁启超的思想，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梁有许多接近之处。 　　“不错，我是觉得革命也未尝不可取。《系辞》上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中国之各党各派，未必不是从各条不同道路上，向着救国强国的目标而努力。有时，我真的觉得只有排满才能彻底救国，因为现在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无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要唤起民族精神，就不能不攻满洲。好比当年日本讨幕为那时最适宜的主义，中国现在可能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义。满洲不排斥，则中国无民族主义可言，无民族主义，则不必再谈什么民主民权。今年四月，我在芝加哥专门给南海先生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康先生能同意吗？”代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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