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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这时，周妈便拉着代懿到里面房子里，把代懿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了一番，连声说：“四少爷穿上新衣后更体面了。”又说肩膀上的线缝得不匀称，要代懿脱下，让她扯掉再缝。代懿一向不喜欢周妈，见她异乎寻常的热情，心里反感，看在老父亲的面上，又不好意思一口拒绝，只得把衣服脱下，让她去缝，随手拿起父亲的一本书翻看，长沙之行，且由晳子去禀报吧！ 　　书房里，杨度将这次在长沙所看到的新鲜事，选几件主要的说给王闿运听。王闿运左手拿起铜水烟壶，不时抽几口烟，间或也插几句话。杨度极善言辞，把时务学堂的办学方针，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爱国情操叙述得娓娓动听。 　　“先生，这是叶吏部送给您的二百两润笔费。”杨度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日升昌票号的银票。 　　王闿运接过，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又用食指弹了弹纸面，把它收了起来，问：“叶焕彬近来在做什么事？有人告发他，说他私刻《双梅景暗丛书》，赚了不少昧良心的钱。” 　　“可能有这事，我在他的书房里亲眼见过一本崭新的《玉房秘诀》。” 　　“这个缺德的麻子，将来怕不得好死！”王闿运笑骂道。 　　“叶吏部告诉我，他现正在编一部大书，取名叫《翼教丛编》，是为了翼护名教、抵制邪说而编辑的。” 　　“抵制邪说，是不是指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倡导的维新改革呢？”王闿运放下水烟壶，神情似乎变得比刚才专注些了。 　　“正是的。我和代懿去见他，他问我们白天到了哪里。听说我们到了时务学堂，就拍案大骂起梁启超来，并要我们再不要去了。” 　　“他骂梁启超些什么？” 　　“他骂梁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居心叵测，以所谓维新学说来蛊惑湘人，致使无识之徒翕然从之。还说其实他们的学说不外乎推崇泰西，主张民权，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又倡君民平权，攻击三纲五常，其学乃扰乱社会之邪说，其人乃无父无君之乱党。” 　　王闿运听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做声。 　　杨度继续说下去：“叶吏部说，今日学术溃裂已甚。战国之世患在杨墨，孟子辟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韩朱辟之。今日之世患在泰西，而无人辟之，并随声附和，以致异说横流，谬论蜂起，使我衣冠世族之礼义廉耻丧失殆尽。还说他一日在湖南，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闿运微微一笑，插话道：“好个铁肩担道义的麻子，他想以吴客执湘人之牛耳，未免狂了点！” 　　杨度弄不清先生这句话是褒还是贬，于是尽快回到《翼教丛编》这套书上来：“叶吏部说，他是激于义愤，联络几个同志编了这部《翼教丛书》，旨在尊圣教，辟异端，正心术，核名实，辨文体，端士习。” 　　王闿运又拿起了水烟壶，依然含着笑意说：“他还真有雄心大志哩！” 　　“学生这次到长沙，听梁启超等人所说，心情激奋，听叶吏部之言，也觉得有道理。先生，您老认为维新变法有指望吗？抑或叶吏部捍卫名教的精神应值得钦佩？” 　　王闿运含着烟壶嘴，好一阵子不做声，也不点火抽烟，半眯着眼睛，缩紧两道长长的浓眉凝思着。 　　“晳子，你这趟长沙去得及时。”王闿运终于开口了，“从我几十年的为学来说，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梁启超的君民平权的怪论的，这正是叶焕彬所斥责的无父无君之邪说。你想想看，中国将近四万万人口，满汉蒙藏回多族共处，若没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统御，人人都来做主人，都来管国事，那岂不乱得一团糟！那还有什么体统，还有什么礼仪，还有什么国家？晳子，不管今后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其他比康梁更厉害的口吐莲花之辈对你说，中国不要君主，要实行民主，你都千万不要相信。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美利坚呀，法兰西呀，英吉利呀，这些国家我没有去过，也没有读过他们的书，他们或许可以实行共和制，实行民主制，但对于我们中国，我是研究了一辈子的，一部二十四史，我比谁都读得多。我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英明的君主，国家大权集中在一个英明有作为的君王的手里，国家就强盛，百姓的日子就安定，反之，国家之权分散在诸侯、藩镇、地方大吏手中，国家就乱，就衰弱，百姓也就会饱尝战乱离散之苦。” 　　杨度心里想：先生这段话太精辟了。是的，周武王强悍，诸侯皆俯首听命，国家安定强盛，到了末期，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国则无宁日。汉武帝雄霸，以武力征服四夷，大汉王朝的威名播于绝域。到了东汉末年，各州刺史纷纷自成势力，结果国家四分五裂，百姓苦不堪言。唐太宗英武，贞观之治彪炳史册，而后来的藩镇割据则把国家推向水深火热之中。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能淡忘！看来是要听先生的话，中国只能行君主制，不能行民主制。 　　“不过，我也不像叶焕彬那样，对梁启超、谭嗣同如此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王闿运又转过头来，“虽然康有为以何休的话强加在孔子的头上，倡言所谓通三统、张三世，我历来不同意，也因此而不认康是我的再传弟子。但他们想通过维新，通过变法来使国家强大，用心也未必很坏。三代不同法，五世不同制，穷则变，变则通，这是自古以来传下来的真言。你所看到的长沙市面上的兴旺，也证明了只有变革才有生机。这些我早就有所预见。至于梁启超所说的废八股，专以策论取士的见解，我更加赏识。” 　　王闿运说到这里站起身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引起了对往事的回首。这时代懿已穿上周妈重新缝好的马褂，悄悄地走到杨度的身旁，挨着他坐下。王闿运突然慷慨高谈起来：“历来治国大才都有自己一番真学问真本事，并非简单地模拟圣人，断章取义。其于科举考试则常常长于策论。借古人之旧题，融今天之时事，抒胸中之识见，画治国之策略，其人之才学器识究竟如何，读罢其一篇策论，大抵可见。所以当年欧阳修读了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时，说老夫要让此人出人头地。欧阳公就凭那一篇策论看出了东坡是个大才。中兴名臣中，除曾文正、胡文忠和李少荃外，其他人大多数不是进士翰林，罗泽南、王璞山、李续宾、李续宜、刘蓉这些人连举人都不是，他们一旦带兵，就可以与古之名将相比；一旦治民，就可以担负一省之重任。至于左文襄，那就更不要说了，以一举人平发捻复西陲，出则将，入则相，古往今来少有几个人比得上，而他这个举人，也是搜罗遗卷才侥幸得到的，倘若不是徐法绩的求才苦心，他连个举人都中不到，可见这四书文是选拔不出杰出人才的。另有不少读书人以四书文取得科第后，则追逐禄利，不再读书，故早在明末顾炎武就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这话并非偏激之辞。” 　　杨度知道先生这番话其实是在发泄，发泄自己对没有中进士点翰林的委屈。他只是听着，不做声。代懿却从中获得了启发，高兴地说：“爹，这以四书文取士的方法的确不好，今后等废除了我再去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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