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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真的吗？”杨度大喜，想起先生在船上给他讲过的测字故事，也想借此试探一下这位测字老人的本事，于是说：“胡三爹，我不用钱局巷的‘钱’，我用乾坤的‘乾’。”

　　“‘乾’字也是好兆头。”胡三爹说，“‘乾’之左边，双十拱日，说不定哪年逢双十的时候，中国就会出现大变，乃拱出来一个新朝代新天子。右边为乞，乞者，求也，得也。晳子先生将在新朝中得大贵。”

　　“有这样好的事？”杨度欢喜过望，进一步试探，“胡三爹，我也不用乾坤的‘乾’，我用的是汉代博望侯张骞的‘骞’。”

　　“恭喜先生。”胡三爹起身，满脸堆笑，“‘骞’乃宰相头，千里马之尾，晳子先生正是一匹千里马，将来必定在新朝中得宰相之位。”

　　“胡三爹取笑了。”杨度忙站起还礼，心里早已喜气洋洋了。

　　涂道士说：“杨先生，我与胡老哥相交五十年，听他讲测字也讲了五十年，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连测三字，三字都说到一个点子上的事。老道不会测字，但会观国运，会看人相。依老道看来，中国大乱就在眼前，满人气数也到了尽头。杨先生仪表非俗，又能得到壬秋先生的栽培，前途不可限量。我实话告诉你吧，胡老哥这本祖传的《大周秘史》，集中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纵横之术。读通了它，自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愿杨先生好自为之，在不久的大变局中一显身手。”

　　涂道士说完后，王闿运微笑着对学生说：“晳子，听清楚了吗？这本《大周秘史》先由你读三年，三年后再还给我。”

　　“谢先生和二位老伯的厚爱。”杨度深深一鞠躬。

　　此时，外面的细雨早已停止，王闿运师生告辞出了马王庙。在回东洲的船上，杨度迫不及待地打开蜀锦，偷偷地看了几页。谁知这一看，他便再也不能丢开了。

　　回到东洲后，杨度一头栽进《大周秘史》中。由于吴永桢三十多年间一直参与吴三桂机密，对于吴三桂及其部属如何与满洲联络导致了清兵顺利入关，如何为清廷开拓西南疆域，逼杀永历帝，扑灭南明王朝，又如何处心积虑密谋造反叛乱，以及如何策划用兵打仗，攻城略地，到最后如何应付危局，又如何儿戏般的登基称帝，安排后事等等，他都写得十分细致生动。且因为这已是完全失败后的闭门著述，从下笔那天起，他就抱着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宗旨，故这部书稿没有所有公开刻印的那些正史野史的通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有意无意地篡改历史。

　　吴永桢以对天地神明负责的悲壮情怀，秉笔直书，不做任何掩饰。一部三十多万言的稿本，把两百多年前那桩移鼎之变记录得再真实不过了，其中尤以满洲皇室与吴三桂之间或公开或隐蔽的互相利用互相猜忌勾心斗角倾轧诡秘的活动写得更为丰富，超过了历代任何一部史书。杨度从《大周秘史》中所获得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也远远超过了从经史典籍、稗官野史里所获得的这方面的知识。从那以后，明杏斋逢五之夜的特殊课程，基本上是师生二人对这部奇书的研讨。王闿运凭着渊博的学问，并结合己身的实践经验，往往又能对该书及吴三桂事件发出许多杨度想不到的宏论，时常给他以深刻的启迪。春花开，秋月落，一年又过去了，怀抱壮志的年轻举人于帝王之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这期间，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已把维新启蒙运动推行得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广西等省都出现了新气象，其中尤以湖南的新政最为引人注目。

　　正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江西义宁人陈宝箴由直隶布政使任上升调湖南巡抚。陈宝箴学问优长，为官干练明识有胆魄，是晚清极有作为的官吏，只因出身乙榜，故而一直沉沦下僚。直到五十多岁才为朝廷看中，擢升浙江按察使，又调湖北按察使，再升为直隶布政使。海战失败，屈辱条约的签订，强烈地刺激了陈宝箴的爱国之心。久处官场，他对于国家的弊病也看得很清楚，深知大清要从衰败中走出来，非大变祖宗成法不可。为此他十分欣赏康有为的维新学说，认定康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是救国良方。他上疏光绪帝，称赞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博学多才，议论宏通，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实大清朝的忠臣，请皇上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疏上不久，就奉旨调任湖南巡抚。他心里很清楚，这说明皇上赏识他的这番见解，赋予他方面之权，鼓励他在所辖之境实行新政。六十四岁的陈宝箴感激皇上的信任，决心在须发皆白的垂暮之年好好地干一番实事。

　　布政使俞廉三体弱多病，不大多管事。署按察使黄遵宪四十多岁，是个颇有名气的学者诗人。他多年来出任海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做过参赞、总领事等职，熟悉西方各国情况，尤其对日本的明治维新研究有素，急切盼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像日本一样，通过变法而迅速富强起来。学政江标还只有三十多岁，功名顺遂，年纪轻轻便中进士点翰林。他器识明远，雄心勃勃，目睹国家现状，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志同道合，一腔热血，遂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在湖南率先推行维新事业。陈宝箴年轻有为的儿子陈三立前年中的进士，如今在吏部任主事，常常把京师的动向通报老父，为湖南的变革出谋划策。在这场震古烁今的变革中，陈宝箴还得力于一个著名人物的襄助。此人即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烈的英雄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其父谭继恂官居湖北巡抚。谭嗣同博览群书，识见高远，鄙视科举，好经世致用之学。他只身游历大半个中国，观察风土人情，结交名士豪杰，常发“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他愤而著《仁学》，发挥王船山的道器观念，认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力倡变法，尖锐抨击纲常名教，发誓要冲决一切罗网，并决心为此而献身。谭嗣同不仅思想深刻，更兼武功高强，慷慨豪放，是当时声动朝野的名公子，有很大的号召力。

　　陈宝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两年多时间里，在三湘四水大力推行新政。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造局，又设电报局、轮船公司，修筑湘粤铁路，创办南学会、算学馆、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发行《湘学报》《湘学新报》，又专从上海购进维新派的重要刊物《时务报》，免费分发各州县。尽管遭到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的反对、诋毁，但维新运动仍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湖南所有新政中，办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时务学堂。

　　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还只有二十七岁，湘西凤凰人，与陈三立同年中进士，他有幸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时正在湖南。陈宝箴接受儿子的建议，礼聘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荐举自己的挚友唐才常任中文分教习。熊、梁、唐均一时人杰，更兼梁启超名满天下，遂把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时务学堂办得有声有色，引得一批热血热肠的湖湘子弟纷纷投奔，还有不少湖北、江西、广西的年轻士子也慕名前来。

　　船山书院有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也是湘潭人，名叫刘揆一，字霖生。其父刘方峣早年也是湘军中的小头目，后因仗义放走了太平军的一个总制，怕上司追查，便离开湘军回到湘潭老家躲了起来，直到金陵打下后再出来办事，经朋友介绍在湘潭县衙门做了一名小小的衙吏。刘方峣慕王闿运的大名，送已中秀才的长子揆一拜在王氏门下。王闿运到东洲任教，身边的一群弟子也追随来到东洲，刘揆一即为其中之一。刘揆一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办事能干，在士子中颇有威信。他对时务学堂的教学甚是仰慕，认为国乱民危之际不是潜心故纸堆的时候，要的是能够拯救社会的真才实学，而时务学堂恰是培养如此人才的摇篮。他在士子中一宣传，便有一批人都听他的。终于有一天，他领着几个最为知心的朋友，悄悄地在渡口边坐上一艘小火轮，鸣笛鼓浪奔向长沙，临走前托门房转交一封信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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