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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


  后来,大伯让人给他买来内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还买来《红楼梦》什么的。大伯死后,这些书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过,书皮都已经泛黄,里边却都是新薪的,书的主人肯定没有看过。一屋子的书就那样神气活现地立在那里。我不解,大伯没有看这些书,却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了装装样子,还是他根本就不喜欢看这些书?他一生追随伟人,却无法效仿伟人。

  大娘曾苦笑着对我说:"别看你大伯念过林山县师范学堂,可他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觉的时候,地区行署专员于默然让大伯赶快去理了发,并让大伯到商店买了一件蓝呢子的中山装。毛主席一觉醒来,看到换了装束的大伯,就笑着摇头:"不好,不好,不像一个泥腿子了啊。"

  大伯当时尴尬极了,就穿着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了麦田,后来,大伯跟毛主席在麦田里合了那张影。

  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区的领导在林山县委的小礼堂开会,毛主席讲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了要超英赶美。讲到快天亮的时候,大家都饿了,毛主席就让大伯请大家吃饭,毛主席对大伯笑道:"县太爷,肚子要闹革命喽,我出钱,你请大家的客。"

  大伯笑着就要去安排饭。毛主席又笑着喊住大伯:"我出门匆忙。没有好多钱,就请大家每人吃一碗面条。" ''

  大伯愣住了。

  毛主席又笑道:"我是管了不管饱,就这样。"

  结果大家都没有吃饱。吃罢饭,大家空着半个肚子继续开会,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散会。散会时大伯悄悄问毛主席: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饱?

  毛主席笑着反问:"你说呢?"

  大伯摇头:"我搞不懂。"

  毛主席淡淡道:"我就是要让大家饿饿饭的。你们都是一方诸侯,各有地盘,自然不会饿饭,饿一饿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就会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啊。"

  大伯听得怔怔的。

  毛主席走后,大伯就把那件中山装锁了起来,到死也没有穿过,而且再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大伯常常说:"知道吗,毛主席的衬衣打着补丁,我可是亲眼看到的啊!"大娘说,大伯每每讲起这件事,眼睛总是湿湿的。

  毛主席视察了林山县之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大伯,说大伯是一个"泥腿子县太爷"。大伯由此大红大紫起来,同年6月,他被调到保州地委当了书记。

  这一次的偶然使大伯得意,而又为他后来的失意悄悄铺展了道路。灿烂至极,归于平淡。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哲学命题。大伯当丁地委书记之后,开始批判行署专员于默然右倾。大伯不再让于默然管农业,他亲自抓农业,开始拼命地放卫星了。听大娘讲,1958年,大伯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各县跑,亲自指挥上山伐木开山造田,大炼钢铁,有时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上转,像一头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就蜂拥而来,采访这位泥腿子书记。于是,中央省地区的报纸上,常常有大伯的名字和新闻照片出现。

  然而,生活却无情地嘲讽了大伯。1960年至l961年,保州地区在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是名列前茅的。林山县的死亡率占全地区的榜首。l962年,中央开会,省委书记去了,回来后,省委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1962年11月,省委决议撤销了大伯保州地委书记的职务。省委书记对大伯说:"主席要我替他问候你,他说要找你算账哩。毛主席问,李震杰领导的那个地区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啊?"

  大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回来后不久,就住了医院。1963年春天,大伯就死了。一个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树叶,刚刚还是绿绿的,一阵风过后,却说黄就黄,说落就落了。

  我常常想,大伯应该是抑郁而死的,他的生命在最后几个月里,坠入了难挨的寂寞和凄凉。大伯l临死前,对大娘说:"不要给我穿鞋,主席说我是泥腿子县太爷,就让我光着脚走吧。"所以,大伯是光着脚装进棺材的。

  大伯是一个悲剧。他对于保州地区1958年疯狂地大炼钢铁和农业大放卫星,都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我常常想,历史的功过有时之所以难分清,就是因为每个领导者或者被领导者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却迫于领导的命令或者群众的压力而去努力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却迫于领导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和群众的抵制而不能推行。自己所做的并不是自己想去做的。

  我这样说,决不是为了替大伯开脱什么。历史常常是这样。

  大伯的儿子女儿都在农村,至到大伯死,也没能把户口转到城里。大伯生前曾说:"都想进城,谁来种地啊?我是领导,就要带头让孩子在农村扎根。"大娘于1982年离休,离休前是保州地区水利局副局长,离休后,她把户口迁回了老家,地区老干部局按政策给了她一笔安家费,可大娘没要这笔钱,把这笔钱捐给了保州地区养老院。大娘刘燕芬1986年去世。终年71岁。

  岁月匆匆,大伯的两个儿子早已经都当了爷爷,但他们始终在农村务农。大伯的三个孙子这几年常常进城跑买卖,到我家里来过几回。有一次他们喝多了酒,就骂他们的爷爷:"那老爷子太死心眼,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把一家子都丢到农村了。"我听了,心里十分感慨,如果大伯地下有知,他该作何感想呢?

  前几年,林山县里卖过一次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大伯的三个孙子都买了户口,都搬到林山县城里去了。只是大伯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进县城。听说孙子们还和我那俩个堂哥吵了一架。我想,大伯让他的子孙后代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夙愿,至此应该说灰飞烟灭了。

  四 1960年李家寨的灾荒

  1960年夏天,我被袁娘接到李家寨。那天,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缓缓地在天上滚动着。我跟着袁娘在林山县城西边的一个车站下了长途汽车,又步行了十余里山路,才到了李家寨。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李家寨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黄泥墙,远远地就像一群黄牛呆呆地卧在那里晒太阳。太阳光烈烈地泼下来,黄牛们便周身闪着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墙上的黄泥中伴有麦秸,麦秸们在阳光下黄灿灿的。一个穿着旧蓝色干部制服的中年汉子站在村口迎住我们。

  袁娘叫了一声:"三哥。"又对我说:"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那汉子一声:"三伯。"

  三伯哈哈笑了,我发现三伯长得很像我父亲。三伯很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往村里走。我后来才知道,三伯李震声是被罢了官,回乡养病的。三伯走了几步回头对袁娘笑道:"弟妹,天太热了,到村前的井上喝口水再走吧。"

  我们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庙。我后来才知道,这座庙叫老君庙,是旧时李家寨的李氏祠堂,是李姓人祭祖先的地方。庙前有一座石碑,上边刻写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公社等口号。袁娘告诉我,这些都是l958年大跃进时刻上去的,解放前刻的是李家寨的村约,密密麻麻地有几百字。三伯苦笑道:"全村就这一眼井有水,也许真是这庙里的灵气护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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