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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母亲笑笑："我们这一辈的事情，就不跟你们说了吧。"

　　我猜测母亲心中的隐痛。1960年，她的一张交待材料，使我父亲在东北林区呆了l8年。l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呢？而且那是我父亲人生最最充满创造力的l8年啊。我的父亲不是薛平贵，我的母亲也不是王宝钏。单单从爱情至上的观点上讲，今人似乎永远比戏剧中的古人低下。

　　母亲于1984年和保州市第一中学退休的教师张某结婚。这年母亲已经63岁。那位张老师我见过，他比我母亲小一岁。我曾听父亲讲过，张老师当年是保州市钢铁公司职工夜校的数学教员，当年曾经一度狂热地追求过我的母亲。母亲和张老师这种黄昏恋到底还有多少爱情可言？我不得而知。

　　二 1960年父亲下放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面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

　　饥饿使得保州市钢铁公司像一匹不堪负重的奔马，脚步迟缓下来了。根据中央的调整方针，保州市钢铁公司缩编，七万职工削减为两万职工，五万职工下放。

　　我父亲曾回忆说："那真是一个难堪的日子，谁也不知道谁在下放之列。"

　　我曾问父亲："听说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要求回乡吗？说城里三级工，比不了乡下种沟葱。"

　　父亲摇头："那是个别的。多数人是不愿回家的。许多老战友和熟人都是在一个早上走的，连告别也来不及的。到现在也没有一点儿消息了。"父亲跟我说这番话时，目光是空空茫茫的。父亲当时在第二炼铁厂，任党委书记。厂里一共一万四千多人，要下放八干人。那天全厂开大会，宣布下放名单。

　　早春的风硬硬的。父亲站在高高的天车上，手里拿着话筒，宣布着这八千人的名单。其中有许多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父亲念着一个个他熟识的名字，声音不断地哽住。全厂都静静的，没有一个喧哗的，更没有一个闹事的。

　　那天晚上，全厂在厂里的十多个食堂里开饭，给下放回家职工们会餐。父亲让后勤处弄了些酒来。许多人都喝醉了，哭着抱在了一起。父亲的秘书刘昌达叔叔满脸泪水找到我父亲，凶凶地嚷："李书记，为什么不批准我下放？我已经写过三次申请了。"刘叔叔也喝醉了。

　　刘昌达叔叔是l949年在北京参军的大学生，后来随贺二喜的部队来到了保州市。再后来就调到我父亲身边当秘书。

　　父亲怔怔地看着刘叔叔："这是工作需要。工业建设也需要人的。"

　　刘叔叔痛苦地摇头："现在国家有困难，需要我们下放，我就应该走人。我是个党员啊，我也算是个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同志啊，这样的事，我不带头，要让人笑话的啊。"

　　父亲盯住刘叔叔，点头："好吧，厂党委尽快研究你的请求。"三天之后，第二炼铁厂就批准了刘叔叔下放的申请。但刘叔叔没有走成。刘叔叔头一天在车间参加劳动，运料车翻了，刘叔叔被扣在下面，一条腿砸断了。他成了残废，只能留在厂里了。

　　两个月之后，当第二炼铁厂的最后一批下放职工戴着大红花，离开厂时，父亲带人到车站送行。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父亲流着泪和他们一一握别。互道珍重。刘叔叔跟在父亲身后嚷嚷着："李书记，应该也让我走。"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我父亲竞也突然被下放走了。

　　那天我放学回来，父亲很晚了还没回家。我饿的顶不住，就自己动手做饭，就趁机多抓了两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父亲那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一个姓赵的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赵阿姨的脸尖尖的，眼窝深深的，挺严肃的。赵阿姨送我去上学。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厂食堂吃饭。我问赵阿姨我爸爸去哪了？赵阿姨说你爸爸有事，让阿姨陪你的。几天以后，我被赵阿姨从学校里喊去送父亲，我才知道父亲被隔离审查了三天，今天下放了。

　　父亲被人揭发在1953年有反党言论。父亲是否有反党言论？真伪姑且不论，但是这件事重新翻出来，的确就有了背景。据说，当时的公司副书记跟我父亲一向不和，抓住这个问题开始整我父亲。于是，公司组织部来人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不承认，两下里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被组织决定下放了，他被下放到黑龙江的林区。后来听说，当时林区正从内地调拨一批人去。父亲正好赶上。赶上？一个让多少中国人到死说不明白的字眼啊。

　　"文革"之后我才搞清楚，这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在监狱里交待的。她交待了父亲在1953年对她讲过的许多反动话。热恋中的男女是可能讲一些昏话的，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那久经战火考验的父亲会对母亲讲些什么反党言论。我很怀疑母亲是屈打成招。但是，她这一揭发，父亲的整个政治生命就真的完结了。

　　父亲真冤，当时厂里是以漏网右派报上去的。当时的党委书记贺二喜不在家，他去市里参加紧急会，对父亲的处理是公司副书记决定的。贺二喜回来之后，听到我父亲下放的消息就火了，一个电话把公司的副书记叫了去。那个副书记刚刚跟贺二喜说了两句，就被贺二喜扬手一拳打了个跟头。贺二喜破口大骂着粗话："我操你们的八辈祖宗，李震方跟那个娘们儿早已经没事了，你们还相信那个娘们儿的话！"

　　但是，一个贺二喜是推不翻既成的组织决定的。父亲还是被下放处理了。贺二喜亲自去车站送了我父亲。送父亲走的还有拄着拐的刘叔叔，还有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叔叔阿姨。那天，我是第一次见到贺二喜，只知道这个络腮胡子，脸上有刀疤的伯伯是父亲的战友，是个曾经骑马打仗的大官，却不知道他还是父亲的情敌。贺二喜看看我父亲，又凶凶地盯着我说："跟你爸说几句吧，他要走了。说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时我还不知道下放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就跟爸爸平常出差开会一样，过几天爸爸就回来了。我怔怔地看着爸爸，爸爸摸着我的头笑着说："那地方太冷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过几天你老家的妈妈就来接你了。我走了，你要听话，听贺伯伯的话。"

　　父亲又跟贺二喜握握手，两个人好长时间没有松手。似乎有什么话还没有说完，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我长大之后，才明白这是多么坦荡的一握啊。

　　后来车铃响了，父亲就上车走了。我当时突然感觉不对了，猛然追着火车奔跑起来，我在风中放声哭了，我已经意识到可能很长时间不能看到爸爸了。

　　贺二喜追上来一把搂住我，我看到他那疤脸上有大颗大颗的泪蛋子滚下来。我至今一直很被父辈们之间这种战友的情谊所感动。我丝毫不怀疑这其间的真诚。

　　刘叔叔突然长嚎一声："李书记，您多多保重啊"他喊完，似乎用尽了一生的力气，便蹲在一边，无声地哭了。

　　父亲的悲剧，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不能不说我母亲古玉雪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六年后对我父亲的揭发，便使我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一直到l978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进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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