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笔记(119)_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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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父亲在古玉雪被逮捕之后，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由此，他得到了组织的原谅。据说，他这个检查是在贺二喜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贺二喜，他无论写怎样的检查也是无济于事的。父亲得到了组织的原谅之后重新开始工作，不久升任钢铁公司第二炼铁厂党委书记。他在保州市钢铁公司一直干到1960年，突然被人揭发曾经在过去的工作中散布过反党言论。揭发人当时保密，后来才知道，竟是我母亲在狱中交待的。本来已经从父亲现实生活中消失了的母亲，又向伤口刚刚愈合的父亲射来一支硬箭。于是，父亲中箭落马。他以漏网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黑龙江的林区去采伐。许多战友认为他肯定不会活着回来了，于是，我被送到了李家寨我父亲的妻子那里。谁知道父亲竟坚强地活到了"文革"结束，"文革"后，他的问题得到平反，在林区担任了一个普通职务，再后来，他就离休，1978年，我那年迈苍苍的父亲从黑龙江林区回到了我现在住的这座城市。他本来可以留在林区。但他想回来。他说："人老了，恋旧啊。"父亲恋什么呢？　　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文革"后盖了不少干休所，里边拥挤着父亲的许多战友，他们都是以共和国功臣的资格闲居着。渐渐地，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小了。到现在，据我所知，像父亲这样资格的，还有不足200人了。有的现在已经言语迟钝，有的终日躺在床上，连房门也出不来了。历史无情地淘洗着当年的英雄们。　　父亲离休后的样子很让我担心。他不打麻将，也不跟着那些老人们练气功。他除了读书看报，总去街上目中无人地乱走，有时还胆大妄为地横穿马路，且并不在乎来来往往像潮水一样卷来卷去的车辆。我总预感父亲会出什么事情的。果然，那天走在街上，他被一辆轿车撞了。　　这些年，城市里的轿车多了起来。仿佛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数不清的车。随着这种繁荣，城市的交通事故也繁荣起来。父亲出事的那个月的交通通报说："共发生恶性交通事故178起。"父亲只是繁荣中的一起。　　那辆撞人的轿车繁荣了一下交通事故之后，就匿事跑了。没有人记住那辆车的牌号。目击者只记得那是一辆进口的豪华轿车，凡是能够坐那种轿车的，或者是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然而，这个或者有钱或者有权的肇事者，竞相当卑劣地跑掉了。父亲的腿被撞断了，他昏昏地躺在马路上两个多小时，没有一辆车在他身边停下来。最后还是来了两个交警，问清了他的身份，打电话把我喊了去，父亲才住进了医院。医生恨道："只要提前一个小时，老人的腿就能保住。" 　　只好截肢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要截肢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我耽心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没有想到父亲是那样平静。他听我结结巴巴地讲完了，淡淡一笑："截吧。"说完，两只古井一样的眼睛就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只苍蝇在捉对厮杀，它们嗡嗡地叫着，好像陷入了一场纠缠不休的或情或仇的纠葛里。　　这场交通事故，我们当天就报案了。但是，那撞人的至今没有下落，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曾在城市繁华的路段撞倒过一个老人。现在的人们是很容易忘事的，现在的人们是不愿意对责任负责的。据交通队的同志讲，这几年汽车肇事逃走的事情太多了。还发生过一个司机撞倒了一个妇女后，被人截住，那个司机豪气冲天地把妇女拉上车，说是送往医院。人们轻信了。可是那个司机却把妇女拉到郊外，扔到了路旁的沟里。那个妇女被人发现时，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却早已经断气。哦，如此说，我父亲算是幸运的了。　　父亲截肢出院之后，他的生活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天天不再读书看报，而是先去练气功，然后就是拄着一支拐，到街上找几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去打麻将。一万、三条、东风、白板，嚷成一团，乐不思蜀。每到吃饭的时候，我或者妻子还得去到街上找他回来。　　那天，我去找父亲，见父亲手里拿着一张西风，喃喃地自语："变了，变了。怎么会又变成西风了？我要得是东风嘛。" 　　我望着只剩下了一条腿，而且头发几乎落光了的父亲，心里一阵酸楚。父亲老了，他已经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而当年的父亲是怎样的威风啊。父亲曾经有过让人倾慕的历史啊！我望着这个手里拿着一张西风的老汉，心里一阵酸疼。我不忍再看他，转身走了。走出很远，看到父亲仍然拿着那张牌。在那里发呆好像正在考虑一个类似于生死攸关的命题。　　那天晚上，我口气严肃地对父亲说："爸，您别在街上打麻将了。您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天天搓麻，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吗！"父亲怔怔地看看我，似乎听明白了，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点点头，然后就木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日光灯下，他那稀疏了的白发，像一根根白色的锯条，硌得我眼疼。我突然后悔不该这样对父亲讲话。父亲啊，他英雄过的那个年代真的是过去了。否则，我怎敢这样对他讲话呢？如果时间可以进行物理搬运，那么父亲和他的同辈们，会用怎么一种姿态来对待当今的现实呢？　　自1954年我与母亲古玉雪分别，当我们母子再见面时．已经是26年之后了。26年以后，我的母亲古玉雪，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岁月无情。这句人人知道的话里深深藏着的每个人的慨叹是不同的。　　1980年4月17日，天刮着大风，天地被搅得昏昏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古玉雪。在内地，这个季节已经是春暖花开，而这里依然是草木黑黑，没有生气。我在一间插满了铁条，像鸟笼子一样的农场宿舍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几分钟，一个表情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古玉雪。　　当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一度反目为仇的古玉雪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世间有多少欲死欲活的爱情，能经得住光阴的验证呢？　　上天安排好了的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被下放的20周年纪念日。这一对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古玉雪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宿。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被下放到黑龙江的经过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那削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手帕捂住嘴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涩涩地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我害了你爸爸啊。我恨死我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那天晚上，窗外大夜如墨，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料想她竟悔恨到这种程度，由此我开始怀疑母亲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她没有攀附投机的成份呢？或许我太阴暗了，但反思父母的这一个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半年之后，当我的妻子焦越南躺在省城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古玉雪。她是我的母亲啊，她当年在生下我的时候，也曾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让我无话可说的母亲啊。　　使我不解的是，母亲出狱后，竟没有跟我的父亲结婚。仅管父亲的妻子袁桂兰已经死去多年。母亲也没有来省城居住。她住在保州市。母亲平反后，保州市钢铁公司分配给她两室一厅。1982年，我和妻子回到保州市去看母亲，我问母亲："您和我爸爸结婚吧，行吗？" 　　母亲摇摇头："算了，我们都老了。彼此心已经死了。"我问母亲："您恨他？" 　　母亲摇摇头："不恨。" 　　我犹豫地问："那您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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