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记(22)_苏童

二二

　　§家

　　天还没黑透，保润家的门口便亮起了霓虹灯的灯光。

　　或者这么说，天还没黑透，马师傅的店铺外面便亮起了霓虹灯的灯光。这是香椿树街历史上第一家精品时装店，准备赶在五一劳动节开张，店面装修紧锣密鼓，灯光已在调试中了。

　　绚烂的彩色光源照耀着小半条香椿树街，吸引了很多街坊邻居。不知是哪个性急的亲朋好友，早早送来一只大花篮，花篮摆在台阶上，红色绢带被固定了，开张大吉。恭喜发财。两排祝福特别醒目。有过路人从自行车上下来祝贺马师傅，有人甚至中途离开餐桌，端着饭碗跑到店堂来参观。时装店的面积虽然不大，却尽最大可能浓缩了时代的奢华，堪称时尚典范。墙纸是金色的，地砖是银色的，屏风是彩色玻璃的，柜子是不锈钢的，吊灯是人造水晶的，它们罗列在一起，发出炫目的竞争性的光芒。从福建广东与浙江定制的大批服装还在路上，金发碧眼的塑料模特已经提前站立在花丛中，赤膊上阵，随时愿意为主人的创业梦效劳。

　　街坊邻居从时装店出来，都觉得心情复杂，马师傅用他的财富，如此轻易地改写了香椿树街的历史，寒酸破败的香椿树街，落后守旧的香椿树街，从此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这是马师傅的功劳，也是金钱的功劳。很多人由衷地称赞马师傅的大手笔，老马，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啊？才几天功夫，老疯子的破房间给你搞成了小香港！还有人向马师傅表达了自己的悔意，说，我就是胆小啊，要是前年跟你辞职下海就好了，我要是发了，就在隔壁开一家卡拉OK，街坊邻居都来唱歌，免费！

　　也有个别邻居的心态不是那么健康，比如王德基，他背着手来看热闹，半句祝贺的话也不说，眼神里都是妒意，这也罢了，马师傅不便赶他，没想到王德基后来像一只壁虎似的，贴墙而立，竖起耳朵倾听着什么。马师傅忍不住地提醒他，王师傅你要听什么？我这儿开服装店，不是北京的回音壁啊。王德基回过神来，用手指叩了一下金色的墙纸，居然问，疯老头是不是死了？他是不是死在井亭医院了？马师傅没好气了，说，你去隔壁问！我这里生意还没开张，拜托你嘴里说点吉利话行吗？

　　无论祖父是死是活，他曾经的房间，已经属于马师傅，一切都与祖父无关了。关于祖父的近况，香椿树街上大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说他已经在井亭医院卧床不起，死期迫近，再也回不了家了，这传言的源头来自保润的母亲，经过左邻右舍的大力传播，属于主旋律。还有一种版本听起来像谣言，说疯老头已经挖到了祖先的尸骨，人已返魂，他在井亭医院天天闹着要回家，是家里人不准他回来了，小辈贪财，把疯老头的房间换成人民币了。

　　保润驻守井亭医院，不知家里的变化日新月异。那天他被父亲替换回家，骑车到了家门口，一时不敢下车了。祖父的房间似乎被某个怪兽一口吞噬，消失不见了，临街的窗户与墙体经过扩张改造，变成了豪华的玻璃移门，移门里侧，是花花绿绿的时装森林。一个黑暗而衰败的世界被精心粉饰，旧貌换新颜，却是别人的世界了。保润推着自行车，站在家门口发愣，想起去年国庆节祖父闹着要回家，他许诺祖父春节带他回家。春节的时候祖父几次三番往井亭医院的大门闯，他又继续向祖父许诺，说看你这个春天表现好不好，表现好了，五一就带你回家。平心而论，这个春天祖父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保润的许诺再次成为空头支票，五一节就要来临，祖父的房间，已经是别人的时装店了。

　　保润不清楚父母与马师傅签的合约细节，他没有想到，连大门洞也割让一半给了时装店。原先的两扇黑漆木门只剩下了半幅，门洞后面形成了一条莫名其妙的夹弄，很黑，很窄。保润小心地扛着自行车通过夹弄，心里憋闷，嘴里大声叫起母亲的名字，粟宝珍，恭喜你，明年就成万元户了！

　　厨房里响起锅盖落地的声音，母亲在煤气灶边回应道，你讽刺谁呢？我们老了，钱也带不到火葬场，腾房子挣点钱，都是为了谁？我们要当万元户，都是为了谁啊？你这孩子，是吃粮食长大的？

　　他没有反对过父母的发家致富之路，但一切付诸现实之后，他发现了那条道路的泥泞之处，有点下贱，有点冷酷。这个家割让之后，局促了许多，也陌生了许多，屋檐下卑微而贫贱的气息愈加浓重了。保润有点厌恶这个家。厌恶七十年代的家具，厌恶潮湿的墙泥斑驳的墙壁，厌恶昏暗的十五瓦白炽灯，甚至厌恶桌上的青边大碗。母亲把晚餐端上餐桌，他斜着眼睛说，都成万元户了，还用这破碗？还吃油渣炒白菜？给我钱，我去买点卤牛肉来吃！

　　母亲看他更不顺眼。他从母亲的铁盒子里拿过钱，这个事实无法掩盖。晚餐过后，母亲来问他那八十元钱的下落，他心虚，轻描淡写地说，算我借你的行不行？不就是八十块吗？看你那样子，像是天塌下来了。母亲追问他，你是不是交了女朋友，约会花掉的钱？他不说话，鼻孔里发出一声莫名的冷笑。这样的态度让母亲觉得可疑，盘问便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尖锐了，你哑巴了？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去了？去赌了，还是去嫖了？他一下子恼了，大叫道，我天天伺候爷爷，上哪儿赌，上哪儿嫖？你们不是有钱了吗？我大便没草纸，那八十块钱，让我擦屁股了！母亲气急了，抓起一个锅刷冲过来，啪啪地打他的脑袋，我算看透了你这个孩子，你不是吃粮食长大的，你是吃屎长大的！八十块钱啊，不明不白的弄没了，你倒像吃了枪药？

　　现在他难得回家，一回家，照旧迎来一个烦人的夜晚。保润听见母亲在楼下的房间里咒骂他，骂一会儿便调转枪口，开始抱怨父亲无能，教子无方，又责怪祖父遗传细胞不好，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家里的三代男人，脑子不是少一窍，就是多一窍。母亲的怨诉有母亲的风格，无论愤怒与悲伤，都有着缓慢的节奏以及紊乱的方向。其后，母亲开始老调重弹，检讨自己的一生，她断定自己一生的悲剧从嫁入这个家庭开始，找错了婆家，嫁错了人，生错了儿，错一步错一生，再怎么努力，也就是个苦命人了。

　　对于母亲宏观的全方位的批判，保润早已习惯，他说，妈，你好幽默。这是唯一的回应。睡觉前他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条裤子，搭在椅子上，准备明天更换。那条穿脏了的旧裤子，被他往楼下一扔，没扔远，落在楼梯口了，他过去捡起裤子，闻到裤管上依稀还散发着兔粪的气味。他又掏了一遍口袋，摸到口袋深处的两张皱巴巴的票根，一红一绿，两张票根，它们紧紧地卷在一起了。他小心地展开来，工人文化宫，旱冰场，四月四号，这些细小的文字记载了一个雨天湿润的信息，慢慢地绽放，在灯光下狡黠地眨巴着眼睛，也许在向他道晚安，也许只是提醒他：把我们留下吧，留下做个纪念。

　　他留下了两张票根，把它们塞到了枕头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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