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信(69)_麦家

六九

　　▼辛　众声

　　陈述。

　　我不想谈奶奶后事，正如阿多诺（德国思想家）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我深感，谈论奶奶的后事，她如何安享晚年，谁对她怎么好，谁在她葬礼上如何伤心、怎么哭天抹泪等等，都是对奶奶的不敬；若谈论奶奶的前事，她怎么从家里出走、怎么沦落街头乞讨为生，更是愚蠢，无聊透顶。我要说——对自己——闭嘴吧！

　　摘录。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出版，贺绍甲译。

　　日志。

　　你该如何看待和父亲的决裂，这是背叛吗？你错了吗？你该认错吗？你该如何认错？后悔还是忏悔？苦修还是灵修？等等这些，你该不该与人谈论？我不想谈论——对任何人，包括自己。你们都知道，这是个灵魂深洞，也是伤洞，无底洞，请给我一点尊严别进行灵魂拷问好吗？尽管拷问也许能一定程度接近彼岸（答案），但无论如何我是痛的，难堪的，不安的。谈论它就是往伤洞撒盐，痛是直接的，感性的。我想，人们是否远远高估了理性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理性把我们和生活（感性）分离开，带给我们强烈的虚构感，以至于现实的感受变得无关紧要。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曾说过，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受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我和父亲的问题也许是首痛苦的诗，请容我暂且将它封存（不被阅读和理解）好吗？

　　陈述。

　　母亲于六十七岁被肝病夺走了并不高的寿命。她的肝病几乎是在一夜间爆发的，但病历少说有半个世纪，用大姑和大姑夫的话说，父亲就是她的病灶——我不想以自己口吻说，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切实表明，这是一种客观真实：嫁给父亲后，母亲的肝病就上身了。我幼时对母亲最深的记忆，就是她咬着牙、噙着泪在拆父亲的毛线衣：一件肉色的、箍着两条蓝色腰线的毛线衣，是母亲送给父亲的定情物，母亲一次次将它拆了又织，织了又拆。年少的我并不知母亲为何要这样，以为这是毛衣的一种拆洗方式，像洗衣服一样，长大后才知道，这是母亲对父亲表达恨和绝望的方式，像奶奶给父亲上家法、上吊一样。奶奶通过惩罚父亲来泄愤，来教训父亲，母亲是自罚，拆了又织，织了又拆，像终生被巨石苦役的西西弗。毛衣拆了可重织，肝脏坏了可重织不了，从一丝丝坏，到一条裂缝，到两条、三条……到全线崩塌，这是一个必然过程。我不知道中途出过多少次险，只知道有一天母亲突然深度昏迷，三天后撒手人寰。我紧赶来送终，总算听到她说最后一句话：“把我和你们爹葬一起……”小妹说，这是她昏迷后唯一念叨的一句话，没有多一句，反复来回说，已经说了一千遍、一万遍。我又一遍遍听着，不可阻挡地想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针织着父亲的毛衣。毛衣又会拆，母亲又会织，一遍遍，又一遍遍，这是一个神话吗？

　　摘录。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自传选用了这样的标题——《勘误表》。我的生活存在一系列错误，至少是缺憾。

　　学者、记者，

　　乔治·斯坦纳、洛尔·阿德勒《谈话录》。

　　广西师大二〇二〇年出版，秦三澍、王子童译。

　　日志。

　　写日记的人是什么人？

　　陈述。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蒋琴声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信，她在五年前出去了，然后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算是告知联系方式。我们从未有过联系，这是五年来第一封信。她信上说，这里真冷，今天最低温零下三十四度，这种天气除了待在家里能干吗？我把国内买来的所有DVD、少量图书都看了，很意外在《花城》杂志上看到你一篇小说，写到我，你说我骄傲得像一只公鸡，走路总是头朝天，头上总是抖擞着“鸡冠”——一个樱桃红的蝴蝶结。我的天呐，我哭了！你知道，这是我多么熟悉又美好的记忆，但现在我再也体会不了。说实话，我在这里不差，该有的都有，就是没有骄傲的感觉，没有抬头看我的目光，没有像你一样以保护我为荣的朋友。我想念在双家村的日子，每天都贫穷而骄傲，每天都忙碌而天真。我爱双家村——世上最爱的一个地名！但双家村以过度爱我、宠爱而让我丢失了一种美德：不能过平常人的日子，我现在正在为此苦恼。当然，信里还说了些其他的，有些是她私密，有些过于琐细，不说也罢。

　　日志。

　　……

　　陈述。

　　一九九五年，秋天的一天，深夜三点多钟，小妹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给她搞把枪。我问怎么了，她第一次用仇恨的口气对我骂她一直引以为豪的丈夫：“他是个大混蛋！我要把他杀了！”当然我搞不到枪，搞得到也不会给，我只能用空洞浮夸的鸡汤语言抚慰她那颗被失去丈夫的恐惧和另一个女人羞辱刺伤的心。那时我已出版两本书，并被有关部门调去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主观和客观均赋予我一个头衔：作家。写作说到底是写人，所以我必须要认识人，研究人，研究时代。那天晚上，我从小妹的痛哭和谩骂中听到了这个时代的脚步声和心跳声，我们开始疯狂追逐金子的炽热和身子的柔软，像我曾经追逐洗心革面一样。这是一场新的革命，注定要有人付出代价，小妹，你就认了吧，恕我直言，像你这样的妇人——也是富人——今后可能只能过一种日子：穷得只剩下钱，连一颗丈夫的忠心也剩不下。我要偏激地说，这世界，男人最坏，越成功越坏；这时代，成功的男人都欠女人一个忠心。

　　日志。

　　如实说，这次写作对你也许是一次冒险。你一直信奉，任何表达，包括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是一种不说的艺术——虽然准确说是如何说和如何不说的艺术，但事实上我们都会说，而不大会不说。你每天写不了几百字，写完后还要修改好几遍、十几遍，都是为了向“不说”致敬，但这一次是不是说的太多了，连把底细都端了？

　　摘录。

　　伤口释出自己的光

　　外科医生说。

　　如果屋里的灯全都熄灭

　　你能用伤口放出的光

　　把它穿戴起来。

　　诗人，

　　安妮·卡森《丈夫之美》。

　　译林二〇二一年出版，黄茜译。

　　日志。

　　今日晨读，看到博尔赫斯一个对话，对象是巴恩斯通，时间是一九八〇年，地点是芝加哥大学。博尔赫斯说，对一个诗人而言，万事万物向他呈献都是为了转化为诗歌——记得马拉美说过相似的话：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所以，不幸并非真正不幸，只是赋予诗人的一件工作，正如一把刀是一把工具一样，一切经验——当然包含不幸——都应被转变为诗歌。那么，假如我们的确是诗人的话，我们将认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美丽的，都是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永远不是诗人。确凿如此，虽然我爱诗，每天都在读它，但我没有一个诗人的世界观。我很悲观，像一只乌鸦？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说，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那么小说呢？这是一部小说，悄悄地说，献给我妻子。

　　2023年8月16日，完稿于余杭径山
　　2024年2月06日，定稿于西溪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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