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18)_麦家

一八

　　§04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位于海淀区北郊，一个寂寞得有点荒凉的院子。这天下午，我去胡上校他们单位取了选拔资料后，回来的路上恰好经过这里，便以一个闲人的身份溜进去闲逛了一下。一进门，就看到祖冲之的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远处，一个年轻人正凝望着太阳，好像在试图计算太阳的高度。在我离开时，又看到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老者，正一路俯首在地上拾捡着刚刚不慎从菜篮子漏出的几颗土豆。有一颗土豆滚入了下水道，他还是不甘心，把它当宝贝似的捡进篮子。看来，我们国家确实正处在一种我想象不到的贫困中。

　　当天晚上，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这里的招待所。这招待所在当时看也许是很高档，因为要接待外国专家。门口设有一个保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对进出的人好像都很熟悉。我在总台登记房间时，看到有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坐在大堂的椅子上聊天。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可以肯定不是苏联人。

　　大约是三个小时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某就已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书记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冒着雨到外边来翘首张望，想象着我的如期而至。可以说，他在心里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更没有“热情接待”。

　　书记同志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二个，一个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冲进招待所，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太不像一个“要人”；二个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书记同志对我的到来还是有点敏感，我走进大厅后，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在我身边转悠，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作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足以证明我只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离我。当我办完登记，往楼上走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一个平常为之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书记同志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我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硬软的介绍信函。当时，我率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辛小峰的处长开的介绍信，只是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

　　不用说，杨小纲和某省政府处长都不是我的真实面目，我的真实面目是——真名叫安在天，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代号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氏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这次为期八天的回国途中，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六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云泥之别。

　　本来，王书记已经替我开好房间：三〇一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派头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安在天”，不是“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二〇一房间。这个房间在三〇一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

　　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擦洗一下，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我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我的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来。也因为砍断了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一根独木桥一样吊在我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和不犯恐高症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拒绝。我的态度因为有恃而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书记同志，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书记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你知道，这时候，书记同志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书记，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安吗？”

　　我说：“是的，我叫安在天。”

　　他啊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临时转换成亲密的拥抱，借此将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05

　　当然是三〇一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潮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凭此跳进我房间，但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所说：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系统的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国，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实在的，那时出门我的心态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也许是我经事太多，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而且还在继续严峻，谁也不知最后会严峻到何等地步。

　　想想看也是，要是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的对手。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还有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蒋介石妄图“光复大陆”……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学者”。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亮堂，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一般领导。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安在天。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地盘问我。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只让车送我到门口，没让车子进来。没想到，就几百米的距离居然天公不作美，突然降下一场大雨，搞得我很狼狈。他对车子抛锚的说法显然不信任，却又不知怎么质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就紧紧握住我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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