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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3)

　　据材料介绍，克里斯蒂娇小动人，喜欢变换发型。这是使理查和我们所高兴的。惟一使我们不放心的是，一九七七年理查与克里斯蒂结识时，他已与他的妻子离婚了吗？是因为新的结识而离婚，还是因为离婚而有了新的结识呢？当然，这对于理查并不重要，给我们却留下很大的想像余地。奎生（我差点写成美国的副总统奎尔）与理查不同，奎生的妻子胡采凤，就在奎生的班子里，会随着班子的吹奏站在人场中唱蒲剧，会鼓着腮帮子吹笙。只是模样长得太难看了，突眼，撅嘴，黄牙，大腮，小耳，爱抽烟，娇小而不动人，也没见她变换过发型。这与奎生的鼓点与唢呐也肯定有关。

　　问：

　　是过去师傅的女儿吗？（我是按照许多中国小说中的思路出发。）

　　奎生：

　　不是。

　　问：

　　是在从艺的过程中认识相爱的吗？

　　奎生：

　　不是。

　　我吃惊：

　　那是怎么结婚的？

　　奎生：

　　俺姨做媒介绍的。

　　问：

　　那她为什么会吹笙和唱戏？

　　奎生：

　　随我进班子以后学会的。

　　我莫可奈何，似有些遗憾，也似有些失落。这时我明白，理查与奎生在演奏风格和心情投入的出发点上，肯定大有不同。一个精心，一个随意；一个富足，一个赤贫；一个在沙龙中，一个在田野上；一个似水仙，一个似狗尾巴草；一个皮肤细腻，一个皮肤干焦；一个富于艺术创造性，一个富于心灵感悟力。

　　这时奎生的鼓点开始了。奎生个头不高，穿着山西的毛衣和裤子。像所有名人一样，没开始敲鼓点之前，他坐在条凳上不理人，对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充耳不闻，只是偶尔与身旁掌板的同伴低声说一句什么，同伴频频点头。班子中的其他年轻人与中年人、老年人，就与奎生不同，乱与围观者点头，笑，打招呼，甚至挤眉弄眼，为别人特别是有熟人来听他们的鼓点感到兴奋。这时天黑了下来，一个三百瓦高挑的大电灯泡亮了，丧事的主持挤过人群走到奎生身边说了一句什么，奎生点点头，然后向身边掌板的同伴示意一下。掌板的同伴将他的板子举了起来，立即，像音乐厅穿着燕尾服指挥手中的指挥棒高举起来一样，班中所有的艺人都各就各位，抱起自己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全神贯注地看着同伴手中高举的板子。

　　这是在李堡村一座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土塬子上。这个土塬在已经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门前。所有的土塬、人、音乐与繁华，对于王枝花老太太来讲，都无足轻重。她老人家肯定是微笑着看世界。重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围观的几千名土头土脑糊涂无知怀着莫名兴奋与期待的站在世界边缘的观众。

　　终于，高举的板子落下了。随着一声清脆的竹板响起，艺班子六七个人手中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同时响起。音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有旧社会的，有新社会的，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也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是没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由于这些音乐是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几代人都从音乐中得到了满足，所以几千人屏声静气，听得如醉如痴。听了一段，又是一段；走了一山，又是一山。当首都体育馆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已经演奏到如醉如痴、与观众情绪水乳交融，禁不住兴奋地用法语说“我再给你们来一段”时，中国山西李堡村音乐场上的名人奎生还没有出场。这是中西艺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钢琴演奏与唢呐和鼓点演奏的不同。奎生仍在条凳上坐着默默不语地抽着自己的香烟。

　　终于，在一支曲子演奏到一半时，奎生扔掉烟屁股，站起来，从同伴手中拿过一杆唢呐。他一站起，连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听众都一下觉出，他所有同伴刚才声音嘹亮、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吹奏，都一下子成了伴奏。所有伴奏的声音，一下子压低许多，缓慢许多，在等待奎生唢呐的吹出。我突然明白，所有这压低与缓慢，是名人在多少次的艺人生涯中磨炼碰撞出来的，肯定有一个由不压低、不缓慢、不等待到压低、缓慢、等待的过程。这是明星与凡人的区别，这是球星与球员的区别，这是伟大作家与一般作者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以不平等、压抑许多人的心灵为代价的，但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有了这压低与缓慢，使奎生唢呐中发出的第一声声响，就格外嘹亮、彻底、撕裂金帛与撕裂云霄，把我们等待已久的心灵，一下子消解和冰释。他吹奏的是什么，已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吹奏。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他在吹，听到他吹出的声音，看到他吹奏的风采，我们就满足，得到安慰，与他融为一体，甘愿做他音乐的奴隶，愿意为这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气氛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啊，在一种气氛下我们可能是懦夫，在另一种气氛下我们就是英勇无畏的战士。我们甘愿沉浸在这种音乐中，去生，去死，去随这音乐的吹奏者爬过一道又一道的高山，一座又一座的土塬，过一道又一道的冰河，看遍一山又一山的漫山遍野的灿烂的花朵。

　　但是，奎生没有让我们兴奋过久，一曲终了，他把唢呐令人失望地放到了桌子上。他没有在乎我们兴奋沉浸的情绪，他没有像理查德·克莱德曼那样，趁着我们神经的兴奋，又伸着两个指头说“我再给你们来一个”，把我们兴奋的神经再高挑一度；他只是把我们扔进情绪的泥潭中，然后毫不负责地甩手离去，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任我们在兴奋的泥潭中挣扎，不能自拔。这时，他的同伴又继他之后吹起来，唱起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应该在另一种音乐的抚慰下往回走了。于是，我们几千人自嘲地相互看看，神经也都松弛下来，笑了。奎生的吹奏既然听过，同伴的吹奏对于我们已不在话下。我们一下似乎成了奎生的知心朋友也可以和他平等相处然后和他一样俯视他的同伴了。于是，人群中松动了，咳嗽声，议论声，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起。这时我们又感谢奎生。奎生是神，我们是人，我们还是回到“嗡嗡”的人的议论声中去吧。

　　这样“嗡嗡”了一个钟点，轻松了一个钟点，等我们把松弛的唾沫都咽回肚里，把兴奋的汗水晾干甩净，这时奎生又出场了。他将一面大鼓挂到了自己脖子上。随着他挂鼓，他的几个同伴都将大鼓挂到了自己脖子上。人们又紧张起来，纷纷说：要打鼓了，要打鼓了。人们又提起心，屏息静气。这次是奎生亲自领衔，打鼓。他将鼓槌举到了空中，所有同伴都看着他，也将手中的鼓槌如树林般举向空中。随着奎生鼓点的落下，一下，两下，三下，众槌纷落，如雨打芭蕉，越来越重，越来越激烈；激烈之后，又还原成整齐，成了整齐雄壮、威风八面的威风锣鼓鼓点。十来面大鼓在一起对打，打着鼓，敲着鼓边，声音清脆悦耳，令人神情振奋，昂扬，沉落，感动。

　　问：

　　这鼓叫什么名称？

　　答：

　　五虎爬山。

　　这时所有的鼓手，真有如爬山的、山中初长成的雄虎，突然分开，又突然跳到一起对打；对打一阵，在旁边唢呐、笙、笛的伴奏下，又突然亮相，好不自如潇洒。这时的奎生，还原成了儿童模样，憨厚，天真，满头是汗，满头是土，满头是土与汗流成的汗道道，脸上带着满足与得意的傻笑。打鼓之余，鼓槌在他手上转花，令人眼花缭乱。他们抖肩、扭腰、提脚、掀胯，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我们的全身。这种金鼓乐，这种路行鼓，声声鼓槌，都敲到我们心的深暗处。我们可以长歌当哭，我们可以抚掌大笑，我们可以就此喝醉酒，我们可以用手把土塬一个一个去抹平，和成稀泥，摔到应该摔的一些人的脸上。

　　三星偏西了，散场了。散场的脚步声、议论声、寻子呼娘声之后，一切都停止了。这时的村庄，显得多么寂静啊。偶尔几声狗吠，也显得生怯怯的，孤立无援。可以在村边的小溪中撒一泡饱尿。撒完尿，可以回到房东大哥的家里。回到家里，我觉得此时躺下睡下实在有些不应该，不可能，不舒服，欲言又止。我自作主张扭开了房东大哥家的黑白电视。电视中是找不到奎生的。这时北京首都体育馆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肯定也早已停止，何况电视也没有直播。但是，我竟在“咔嘣咔嘣”的旋钮声中，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第八频道，找到了理查德·克莱德曼。电视台正在播放克莱德曼演奏《温柔》的风景画面录像带。可以肯定，这是在他的故乡法国南部尼斯村拍摄的。用的是法国一流的摄像家，一流的构想，一流的色彩，当然，花的也肯定是一流的钱。钢琴摆在优美的葡萄园中，葡萄园中的葡萄，胖嘟嘟的，个个含着清晨的露珠。钢琴又摆在巴黎街头，一个宏观的铺满白地毯（？）的广场上；又摆在空中，摆在飞机翅膀上。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查的身边，活动着一个给他吹长笛进行伴奏的修长的漂亮的迷人的法国姑娘。她穿着长裙，在夕阳的一边，蓦然回首，其神采，令人神旌飞扬，惊心动魄。她与理查，在钢琴和长笛声中，又轻松地走在巴黎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谈笑自若，带着自信、富足、可以随便拦出租车、可以随便到哪一个高级饭店吃饭的对外部事物皆不在乎的神情。所以他们的交谈显得专注，生动，感人。他们用的摄影师，肯定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笑得那样真诚，开心，角度又选得那样好，太阳从他们的后背升起来，从姑娘修长的头发旁落下，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又从他们的头顶落下。钢琴和长笛，笼罩和统治了整个世界。这时我突然明白了理查与奎生的区别。我可以放心，安然，悲哀又不悲哀地去睡觉了。

　　但所有这一切，都与我正在患的感冒是两回事。在遭受了理查和奎生之后，我的感冒越发地严重了。另外一间窑洞里，已传来房东大哥一家长短不齐的唿哨和鼾声。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咳嗽与发烧，但我一直处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这时我梦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游泳馆中，碧绿的水，四周数不清的座位，我正与一个人坐在那里谈心，谈了许多的知心话语。又似乎是在一个庞大游轮的甲板上，满天星辰，我们并排躺在一溜躺椅上，我盖着一个白单子。这时我心中似乎得到了许多的慰藉，安慰，眼中不知不觉冒出了泪。这个人面目很不清楚。似乎是理查，又似乎是奎生，还似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朋友，久违了，你可真让我想念。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十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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