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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2)

　　这时，土塬上响起了激烈的鼓点。一开始是一点，后是两点，三点，后来成了密集的鼓点；混乱之后，成了整齐雄壮的威风锣鼓的鼓点。突然一声重槌，一切都又沉寂下来，传来人们不多的欢快的说笑声。接着，一支唢呐高拔嘹亮地响起来，似一支利箭，直插云霄和人的心灵。唢呐高亢，又有些凄凉，似在叙说什么；叙说到一半，戛然而止，村庄又沉寂下来。房东大哥及他的一家都回来了，脸上都带着红晕和兴奋，兴奋之中有企盼的满足，并且里边有全村人的兴奋的感染。我突然明白，今天虽然不是阴天，是太阳高照，但村里出现了热闹的事由。我从炕上爬起来，问是怎么回事，房东家瘦小俊俏的二女儿说：

　　奎生来了。

　　我惊奇：

　　奎生是谁？奎生一来大家就这么兴奋？

　　二女儿不高兴地说：

　　你连奎生都不知道哇？

　　这时房东大哥告诉我，奎生是当地有名的金鼓乐鼓手。我问为什么敲鼓，房东大哥：

　　村里死了人了。

　　我这时心里“咯噔”一下。

　　肯定是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尼斯村他的豪华舒适的琴房里练习《梁祝》、《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时，中国山西李堡村一位普通的今年七十三岁的农村老太太悄然去世。现在已是六天之后，等待明天的出殡。我怀着感冒查询到，她的名字叫王枝花。王枝花老太太生前肯定像泥塘中的房东大哥一样，一生操劳，从无吃到过理查三十九年的任何一天随意扔掉的饭菜。她的身体已经变形，皮肤焦黑起皱，手缩得像鸡爪。她与理查似乎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的时空上交叉过；虽然她的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李堡村村民的同情。对于她的死，大家并没有感到悲痛，大家习以为常，大家所感兴趣的是：因为她的死，引来了鼓队、唢呐和奎生。她的死，只不过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娱乐和热闹的机会和场所。这是我当天晚上在她老人家棺材前的鼓声和唢呐声中所感到的。因为鼓声和唢呐，大家神情兴奋，笑语欢声。因为我与王枝花老太太素不相识，素昧平生，大家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必要替大家去承担不悲痛的道义责任。于是，她的死对于感冒的我来说，也变得无足轻重。这就使我有机会结识和交往到这位土塬上的民间艺人、方圆百里的名人、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热闹、欢乐的制造者、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理查德·克莱德曼对于这里的十几万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无足轻重的如同悄然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一样，他们心目中的正准备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奏“东方情调”音乐会的世界驰名的英俊潇洒的“浪漫王子”，正是这位身高一米六七、瘦瘦的、黑黑的、模样顺眼、一九五九年出生现年三十三岁的奎生。

　　理查德·克莱德曼出生于一九五三年，长奎生六岁。在奎生出生的时候，理查已在巴黎随担任钢琴教师的父亲习琴一年，这时指法纯熟流畅。随即进入巴黎音乐戏剧学校学习，十六岁毕业，可亲自作曲。据理查回忆，这个学校教学条件优良，环境清洁，伙食诱人。毕业以后，理查擅长演奏肖邦、拉贝尔、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但接着（多么重要的“但接着”），他对通俗音乐发生兴趣，不顾周围的反对，毅然转变方向，起初为米谢尔·沙德担任伴奏，经常出入录音室内，因此结识了法国通俗音乐界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奥利弗·图森，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初。理查的钢琴技巧与深厚的音乐感，深得图森赏识（虽然未得中国音乐界的认可）。一九七七年，理查以独奏者初次登台，演奏图森谱曲的钢琴曲《水边的阿蒂丽娜》，于是一举成名，开始周游世界的演出。

　　理查的成名与认识图森大有关系，奎生的艺术成长道路与理查不同。奎生五岁丧父，六岁随母嫁于河东。在乡村小学上了三年学，因母亲与继父吵架，辍学；从此割草，放牛，吃剩饭；九岁离家出走，拜当地著名艺人王之发为师，从此抄起大鼓和唢呐，开始流浪艺人的生涯。饥一顿，饱一顿，有村子娶亲或死人，便去从艺；没有娶亲或死人，便回家跳到池塘里挖藕。在他艺术成长的道路上，注定没有巴黎音乐学校等他；等待他的，只是一座又一座土塬，一道又一道盘不出去的吕梁山；他需要背着褡裢，过一道又一道小河，看遍一山又一山漫山遍野的灿烂的火红的桃花。奎生告诉我，他十岁那年，便会扛一杆唢呐来吹，十二岁能跳鼓点，十里八里的村庄，都知道有个敲鼓吹唢呐的孩子奎生；后大不敢再打他。威风锣鼓有九十多套打法，奎生十五岁时学会七十多套。为学艺，他身上被师傅用柳条抽得遍体鳞伤。一九七七年，二十四岁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成名；一九七八年，奎生的师傅王之发在一次招待吹鼓手的丧宴上因酒精中毒身亡，十九岁的奎生，从此成了这个松散艺班的班主。第二年，奎生因率班在一次喜宴上敲喧天的威风锣鼓连续七个小时将几千名村民震呆，从此名声大噪。

　　奎生的成名更得力于他的体力。

　　奎生成名时二十周岁，比理查早四岁。

　　于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九日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中国北京首都体育馆正式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时，这天晚上，奎生正在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为老太太王枝花的丧殡敲起了他的震动土塬和乡亲的路行鼓。我身在李堡，没有可能去首都体育馆观看理查的演出，没有可能看到、听到理查是怎样抒发他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只好来听、来看、来体味、来欣赏奎生敲起的激烈的路行丧乐鼓点。顺便说一句，这一天晚上，我只是几千个黄牙齿焦皮肤的山西农民中的一员，我脑袋的露出或隐没，微不足道；人们前遮后掩，使我对奎生风采的欣赏断断续续，很不完整。

　　在描述这不完整的风采之前，我还想说一说理查和奎生的婚姻。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婚姻，与他们的钢琴或鼓点大有关系。不管是敲鼓或弹琴，就是踢球，写作，治国平天下，出售大萝卜，都与婚姻有关。我们经常说：他（她）是多么的不幸啊！说这句话时，我们本身就在不幸之中。理查德·克莱德曼有两次婚史，过去的妻子不知叫什么，现在的妻子叫克里斯蒂。理查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叫彼特，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叫摩德——理查三十九岁，却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这与钢琴没有关系吗？与钢琴有关的摩德小姐是理查与前妻所生。

　　记者问：

　　你与现在的妻子是如何相识的？

　　理查：

　　一九七七年，我在蒂埃利·勒·鲁隆乐团任钢琴师，克里斯蒂的母亲是团里的服装员，克里斯蒂常来团里玩，于是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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