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355)_梁晓声

三五五

　　工会主席却很矜持很有涵养地解释：“邢副厂长，别拍桌子，别踢椅子嘛！论资格，你当然是该有的。但这是‘治丧委员会’啊，不是别的什么委员会，总得民主点，尊重老头子家里人的意思吧？”

　　“民主？还要不要集中了！现在反对的就是绝对民主化！……”

　　他当即给局党委书记挂电话，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郑重指出他的威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没想到局党委书记的回答是，在此类事情上，他赞成民主化，反对集中化。“绝对民主化”一次，没什么了不得的。

　　邢副厂长愤怒得想摔电话，又不敢。

　　姚守义也找到了工会主席，虔虔诚诚地替邢副厂长争取当个“委员”。

　　工会主席让他去找老头子的家属交涉。

　　老头子的老伴儿倒怪通情达理的，说：“可也是，那就让邢副厂长当个委员呗，既然他那么在乎是不是委员的！”

　　“让他当个屁！”秀红火了，“死的是我爸，不是你爸！等你爸死了，你再请他当个委员吧！”

　　第三车间主任灰溜溜地离开了老头子家。

　　他明白，他那老父亲若死了，就是三揖九叩恳求邢副厂长当个“治丧委员会”委员，邢副厂长可能也是不屑于赏脸的。

　　他又去向邢副厂长汇报“交涉”结果。

　　“谁让你替我去交涉的？我求你了么？你想当面取笑我么？你别以为你这一次可算在全厂人中出大风头了，把我的威望压倒了！告诉你姚守义，你高兴得太早！乐极生悲！比起你姚守义来，我总算是个在党的人！我不信共产党果真就会舍得把管理一个厂的大权交给一个党外的小子！”邢副厂长非但不领他的情，反而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我操你妈！”他骂了邢副厂长一句，转身便走。若不快走，他怕自己会揍邢副厂长。

　　2

　　市委、市总工会、局里、市“老干部俱乐部”预先派人送来了十几架花圈，通知说有头面人物要来参加追悼会。报社派来了记者采访老头子的生平和革命经历。一切表明，这是木材加工厂有史以来将要召开的最隆重的一次追悼会——因为是木材加工厂有史以来最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个人物死了。

　　厂里的工人们议论：“嘿，这叫虎死不失威！再过一百年咱们木材加工厂也不会出这么一个跺跺脚惊天动地的人物啦！”

　　“那用说？死了，还把邢大头治得服服帖帖的！”

　　“倒抬举了小姚！讣告上那大名排在局党委书记后边啊！”

　　退了休的守义他爸和晓东他爸，认为义不容辞地应该借此时机表达对老厂长的特殊感情。两位老人主动承担了指挥布置追悼会会场的责任。

　　于是又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老姚也出马了！这叫‘草船借箭’，老姚那是为小姚当上厂长忙活呢！”

　　“小姚早就是老头子的干儿了！要不他算老几？凭啥当‘治丧委员会’委员？”

　　“瞧姚守义那小子装出的一副难过相儿！其实他心里保准高兴着呢！快当厂长了，不高兴骗谁？”

　　姚守义真是挺难过的。老厂长死了，他才愈发觉得老厂长活着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个人情味儿十足的好老头儿。尽管有些霸道，有些主观，有些说一不二。而且，他愈发意识到，老头子是把他看透了的，就像老头子把邢副厂长看透了一样。周围许多活着的人，却并不能看透到他内心里去。

　　他内心里没那么多狡猾，计谋，溜须拍马的肮脏企图和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念头。他本质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

　　把他看得很透的人死了，把他看得很卑鄙的许多人活着。

　　许多人愈来愈不相信别人和他们自己是不太一样的人了。因而人人心目中没有了好点儿的人。因而世上仿佛也便没有了好点儿的人。他更其难过于此……

　　“爸，你别凑这份儿热闹了。让人说闲话！”他希望老父亲也能为他这个儿子着想着想。

　　“凑热闹？我凑什么热闹啦？老子才不巴望你当官呢！你以为我就是聋子，一句闲话没听到哇？”

　　“听到了，你就回家去吧，何苦在这儿忙得一身灰一身土的啊！”

　　“你，你管不着老子！再多嘴老子揍你！……”正在钉挽幛一的老父亲将锤子一扔，当着些小青工的面，就要揍他这个当车间主任的儿子。

　　晓东爸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捡起锤子接着钉，还烧火浇油：“揍！这还不揍！凑热闹……有这么说话的么？！”

　　可追悼会没开成。

　　老厂长的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亲笔所写的一份遗嘱：“老子死后，不开追悼会。谁动这门儿心思，断子绝孙！”——遗嘱上就这么一句话。有署名，有印章，没日期。

　　从那张夹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中的纸看，显然是早在十几年前写的。因为那张纸的抬头印着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如今还没处找到这么样的一张纸。这么样的一张纸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文物。

　　也显然是故意不写日期，留到真快死了的时候添上。而他又死得那么悄然，大概也早把那份遗嘱忘了。但那毕竟是他的遗嘱。

　　谁都觉得没有任何权力任何理由不把它当成回事儿。因为不曾发现另一份遗嘱，声明那一份遗嘱作废。

　　于是工会主席与其家属紧急磋商，最后“统一了意志”，宣布取消追悼会。“治丧委员会”当然也就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委员们大部分觉得扫兴。

　　邢副厂长得到消息，脸上的表情顿然开朗。

　　有几个小青工们也白买了一挂鞭炮。本是预备开追悼会的时候放的，他们认为“那老家伙”早该“给马克思喂马”去了！自从厂门上挂了那两块不怕风雨侵蚀的大木牌子之后，他们一年四季剃光头，以示对“极左”压制“自由”的无言抗议……他们非但比“治丧委员会”委员们更其扫兴，简直是觉得“妈妈的”了！死了的老厂长最早坐“吉普”，后来坐苏联“老大哥”援助的“伏尔加”。“老大哥”变“修”后，以示对“修正主义”的轻蔑，用新“伏尔加”换了辆旧“上海”。中国之门户对国际商团大敞开后，旧“上海”

　　更其显得破旧，服务于十一级干部未免太不成体统，便进口了一辆“丰田”坐，以示紧紧追随时代之改革潮流。老厂长活时常感慨系之地说：“妈那巴子，现如今皮包公司经理坐‘奔驰’，发了家的老农坐‘皇冠’，老子堂堂正正的十一级，却坐‘丰田’，够能保持优良传统的了！”

　　局领导要与姚守义和邢副厂长谈话，两人同坐那辆“丰田”去。

　　“瞧这车造的，积灰蒙土的。往后，你得至少每天给我刷洗一次！”邢副厂长在车里这么对司机说，“给我”两个字咬出特别强调的意味。

　　司机连声回答：“是，是……”仿佛那辆小车理所当然地已然是只有邢副厂长才配坐的专车了。

　　姚守义当即叫司机停车。

　　司机将车靠向人行道停了，他说：“我溜达着去。”就下了车，扬长而去。

　　来到局里，却见邢副厂长坐在会客室。两人互不相视，各吸各的烟。

　　一会儿，局党委秘书走进，客客气气地对邢副厂长说：“让您久等了，局长和局党委书记刚才在开会，请跟我来吧！”

　　邢副厂长掐灭烟，得意地站起，瞥着姚守义笑道：“既然先请我，我就不礼让了！”趾高气扬地跟在秘书身后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又一个人走进会客室，问他：“你是姚守义？”

　　他抬头看那人一眼，冷冷地回答：“对。”

　　“我是局长。”那人向他伸出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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