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42)_梁晓声

四二

　　他家四个大人包饺子时，我出去买了些方便面、面包、熟食、牛奶、饮料和水果。

　　我拎着两袋食品回来时，小餐厅里热闹了。老板一家已吃上了年夜饭，电视的声音开得挺大。

　　老板娘请我一块儿吃年夜饭。

　　我说我不饿，也困了，想早点儿睡。

　　关上门，我喝了一盒牛奶，吃了几块饼干，到水池那儿洗洗漱漱之后就躺在床上了。实际上那时也不早了，快十点了，春晚都开始很久了。

　　从小餐厅那儿传过来谁和谁说的相声，听不清，一阵阵的笑声却听得很清——老板全家的和电视中的。我将餐巾纸弄湿，严严实实地堵上了耳朵。想看书，却又看不进去。

　　“小朋友”卧在我身边，不一会儿就睡得四爪朝天了。因为有它的陪伴，我并没觉得太孤独，也不觉得没吃饺子、不看春晚多么地委屈自己——现在的情况是我自己的选择，人得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

　　不知不觉我睡着了。

　　我被鞭炮声震醒过一次——老板家也在旅馆门外放起了鞭炮。黑如墨镜的小横窗外，不时出现一道道橘色的“火线”，那是礼花上天的“痕迹”。我完全看不到礼花在夜空绽放的绚丽，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双红色高跟鞋，像被一束光照着。

　　我一下子坐起来，定睛细看，并没有。

　　我闭上眼睛呆坐片刻，再次缓缓躺倒，一翻身，抱着姚芸的枕头渐渐又睡着了。

　　二〇〇三年的初一，深圳的邮局多数营业。

　　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地址将姚芸的五千元钱寄了。姚芸曾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自行车。租自行车时，一位大叔问我拿的是暂住证还是居民证。

　　我说是暂住证。

　　他说那得同时交二百元押金；而有居民证的话，只交五十元租金，将居民证押那儿就行。

　　幸亏我带的钱多，否则就白去了。

　　我说我从没听说过外地人有居民证的事，问他怎么可以获得。

　　他说：“姑娘，深圳现在常住人口不少了，明摆着正朝大城市发展嘛，不实行居民证制度那还行？不过呢，得通过考试，去年才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人考过去了。这城市的前景肯定好，你年纪轻轻的，要是有心成为深圳人，努力考考吧。我如果年轻，肯定也想考考。听大叔的，我保证你成了深圳人绝不会后悔的。”

　　多谢那位大叔，他的话对我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使我不再仅仅以打工妹的心理来感受深圳，开始以究竟要不要成为深圳人的眼光来看深圳了。

　　那时我从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口中听到的话多半是停产、停工、倒闭、下岗；而我在深圳看到的是四处在投产、开工、新行业兴起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招工广告。从关里到关外，从城区到郊区，建设中的楼架目不暇接。虽是春节期间，几处工地仍有工人在劳动。可以肯定的是，我所观望到的所谓郊区，过不了多久也会变为新的城区……

　　一座发展势头生气勃勃的新城市，征服了我。我觉得它像英俊少年，将来成为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无可争议。我心为之所动，我意为之倾倒。

　　起初我还按照姚芸留下的路线图骑，后来就随心所欲，四处兜兜转转了。

　　初三下午我还自行车时，送给那位大叔整整一箱矿泉水。

　　他讶然：“姑娘，你这是干什么？我并没为你做什么事嘛，让我多不好意思收哇！”

　　我笑着说：“收下吧收下吧，你是我的大贵人！”

　　我说完，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高兴地跑了……

　　春节一过，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回到深圳，深圳又人气旺盛起来。我所住的小旅馆也很快住满人了，而且涨价了。这也意味着，全深圳的住宿费都提高了。

　　李娟说她就要回深圳了。

　　我问老板如果我按原价将预定期延长到年底行不？

　　我学会了砍价儿。

　　我已经明白，砍价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必须具备。

　　老板说继续长住当然欢迎，但按原价绝对不行，那他亏了。他也要交租金嘛，他一家老少六口要靠小旅馆的承租收入生活啊！

　　他的话使我陷入难堪之境。

　　见我不说话，他又说：“这样吧，我每月少收你一天的租金。你从六月份开始续租，七个月我少收你三百五十元，你觉得咋样？”

　　在当年，对于打工妹而言，三百五十元也是不少钱。可平均一算，只不过每月少收了五十元。

　　有时候，砍价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游戏——小百姓之间的斤斤计较最是如此。

　　我说：“跟你开玩笑呢。你也不容易，别让利给我了，按现价就行。”

　　“方姑娘，还是你体恤我们，那你安心长住就是，我们一定为你服务好。”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

　　我补充道：“下次可不许再涨价了。”

　　他说：“一言为定。”

　　住的人多了，小餐厅又营业了。我很少在那儿吃饭。住客男多女少；三十五岁以上的多，三十五岁以下的少。全是农村人，地方口音重，吃饭时会使小餐厅像开会前的乡场，吵吵嚷嚷，各地乡音混杂。那样一些三五为伴的男人，使我一次次联想到我大姐夫和二姐夫，而那是不快的联想。并且，他们都不注意吃相。我虽然习惯了许多现象，却仍不习惯与吃相极其不雅的陌生男人同桌进餐。

　　洗漱也成了问题，往往是水龙头一直开着，而急于洗漱的人排起了队。等水池那儿安静了，地上已是一片水迹，到处牙膏沫子，狼藉不堪。

　　我对老板提过意见，希望他要管管不良的公共行为。

　　老板苦笑道：“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咱这儿的公共洗漱空间太小嘛！人家不嫌咱这儿条件差，图便宜住下来了，我们已经谢天谢地了，哪儿还有底气管呢？”

　　我于是也体会到了他作为承包人的不容易。

　　他反过来给我提了个建议——每日在马路对面吃过早饭晚饭后，走十几分钟路，就到了一个叫“清水大澡堂”的地方，在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才三十元。

　　每天去洗一次，一个月就多了九百元的支出呀！

　　我可不敢那么贵族。

　　我干脆每天五点起一次，从从容容地洗漱完毕后再重新躺下，补两个多小时的觉，七点多钟再起来。

　　《深圳特区报》上登了则消息——又一轮“新居民考试”即将开始，不过与那位大叔说的不一样，而是要求先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或大中型民企中层管理岗位后，再实行一次统一“居民素质”考试。通过后不论有没有深圳住房，一律发放居民证。

　　为了取得深圳居民证，我在三个单位经历了三次面试。最后一个单位是包装厂，属于中型民企。老板姓赵，叫赵子威，中等身材，圆头圆脑，略胖微肥，西装革履。

　　他已经有了一名随行秘书，算“大秘”，专职陪他出席各类社交场合；还要招一个文字秘书，算“二秘”。

　　他亲自面试我——横架一条腿，脚尖不停地晃动，开口就问：“喜欢看书吗？”

　　我说：“喜欢。”

　　面试就这么开始了。

　　“喜欢看哪类书？”

　　“古今中外，都有喜欢看的。”

　　我有些奇怪，他对我的面试为什么从书开始？因为我看出他自己并非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喜欢看书的人面相上多少会有点儿书卷气的，他脸上丝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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