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9)_梁晓声

九

　　“校长妈妈”是我对她的昵称。

　　我三岁以后才开始与我的养父亲近起来——不，既然户口上都印着我是“女儿”而不是“养女”了，那么我应该对他以父亲相称。父亲回到家里大多是在晚上，第二天又不断有人来看他，与他聊大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所以他的心思不太能集中在我身上。我虽然叫他“爸爸”叫得也很亲，但却认为他主要是回家看我妈妈的，他爱我也似乎更是因为妈妈爱我。从小孩子的感情上讲，我觉得我与于姥姥的关系比与爸爸的关系还亲呢。

　　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令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我的经历后来使我明白了这样一种人生真相——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多少，与他的幸福感往往成反比。知道得越多，很可能越不幸福。而知道得少，甚或某些事压根不知道，幸福感有时还会高些。想想吧，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事的真相，不能说或不敢说，命令自己必须带到棺材里，他或她死到临头时该是多么地不甘心？人不甘心地死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呀。

　　对于我成为方静妤校长和孟子思副市长的女儿这件事，玉县的一切人都是乐见其成的。校长妈妈在为我上户口时，呈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她在“说明”中保证，不论我的生母生父何时前来认我，她都会持欢迎态度，并会促成我与生父生母骨肉相认。

　　除了派出所的人知道我身世的真相，就只有极少极少的人知道了，于姥姥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是守口如瓶的人。保守那样一种秘密，对于他们可不是心有不甘的事——这属于极少数知道得多而又不损害自己幸福感的事。民间对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一向是正面评价的，曰“嘴上积德”。他们尊敬我的校长妈妈和副市长爸爸，皆以守口如瓶证明其敬不伪，分享着我爸妈的“天赐”之喜。的的确确，那个家因为有了我，原先的两口变成四口了（我爸妈也视于姥姥为家庭成员之一，她自己也这么认为），我给那个家带来了两口人时少有的欢声笑语，主人和客人之间的话题，往往也围绕着我了。

　　一过三岁，我就入幼儿园了。当年全县城就一所幼儿园，是为干部之家和名流之家开办的，而且是公办，下属于县政府机关事务管理科。在县城，退休的老科长们当然也都被尊称为退休老干部。重要的节日里，在职的各单位领导，照例也是要慰问慰问的。至于名流，当然也是有的——文化局、教育局所管所统战的人，不少便是玉县名流。“文革”前县里有剧团，“文革”中还“打倒”了几名“反动艺术权威”呐。至于我校长妈妈，更是名流中的名流了。

　　县城里的大人，从干部、名流到庶民百姓，都称我妈妈方校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记不清从几岁开始，对别人提到我妈妈时，也喜欢说“我校长妈妈”了。

　　我那么说对别人是一种暗示，好使别人立刻明白我是谁。而别人一明白我是谁了，对我会顿时刮目相看起来，态度也就不一样起来——大人们会夸我几句，而孩子们则满脸羡慕。

　　我很享受那一点。我的虚荣心那时大为满足。

　　是人都有虚荣心，这已无须证明。

　　我想，所谓虚荣心，无非是那么一种心理感觉。一个人并没做过任何值得别人刮目相看的事，或那事掰开了揉碎了说并不可赞可敬却仍会被刮目相看；明明没什么资格获得，却又特享受，可不等于虚荣嘛。

　　但一个人究竟从几岁开始就有虚荣心了呢？

　　自然因人而异。

　　而我在入幼儿园之后就有了。

　　我入的幼儿园既是那么一所幼儿园，各方面条件肯定是令家长们满意的——都是不一般的家长啊。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被返聘，成为幼儿园的园长。老师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录用时对她们的形象也是有要求的。

　　我在幼儿园属于一个被重点爱护的孩子。园长和老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孩子爱护得有多上心，对我也做得丝毫不差。

　　接送孩子都是各家阿姨的事。

　　当年在玉县倒是没有小汽车接送孩子的现象——除了县委、县政府各有两三辆旧“上海”和帆布篷的军用吉普，全县还没有一辆私家轿车。吉普是必须有的，因为干部们下乡，行的都是山路，吉普底盘高，也比轿车有劲。

　　各家的阿姨接送孩子，或背或抱，或用自行车托带，或用小孩车推回家去。反正县城本身范围就不大，远也远不到哪去。

　　每天接孩子时，排在幼儿园门外的小孩车，会成为一道吸引眼球的风景线。于姥姥推着接我的小孩车，是我爸求人在上海买的，颜色漂亮，样式新颖——起码在当年的中国是新颖的，特别美观。

　　我坐在那样一辆小孩车里，于姥姥推着我不慌不忙地前行，捎带为家里买东西，所到之处，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而于姥姥对于我们那么吸引眼球也是很愉快的。

　　我自幼成长的家是完全可以用“家园”来形容的。它在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是方氏家族的祖产，“文革”时期曾被充公，“文革”后归还在我妈妈名下了。

　　我的家占地半亩有余，高而窄的双院门，木质依然坚硬无损，包门角的铜饰虽然已看不出是铜的了，但两只铜环却很亮，那是人手的作用。合页换过几次了，开关门时绝不会发出刺耳之声。进了门，没有影壁，直对正房。正房是客厅，近三十平米，藤椅木椅可供七八人坐谈，连着十三四平米的套间，是我爸妈共有的书房。右厢房是我爸妈带卫生间的卧室，我很少进去。左厢房三小间——我小时候与于姥姥共住一间；上中学后独住一间；另一间是厨房。院门两侧，一是厕所，一是堆杂物的小仓房。我家的房间，包括仓房和厕所一律是砖板结构的；窗台以下是青砖，青砖以上是优质的厚硬木板；房顶却是传统的鱼鳞瓦铺成的。

　　这一传统不只是美观不美观的选择，也有经济学方面的考虑——如果换一片或几片瓦，由于鱼鳞瓦小，花费便少。我家院子挺大，起码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够大。院子里有桂花树和海棠树，三角梅。正房厢房的窗前都种着美人蕉，或开红花，或开黄花。因为有院子，所以我说我的家算得上是“家园”。实际上县城里有院子的人家不少，估计在三分之一左右，区别仅仅在于大小，美好或破败。所有人家都是老方砖地，我家也不例外。玉县是湿气较重的地方，木板地太容易腐朽了。一般人家的房子也基本是砖木结构的，若盖时为了省钱，下半截就用石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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