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218)_梁晓声

二一八

　　§中部第十二章

　　正月初六，秉昆刚到“和顺楼”，还没来得及换西服，国庆他姐便向他报告，有位顾客要求见他一面。

　　对方是邵敬文。

　　邵敬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他说起先不想来“和顺楼”，是客人们提出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离文化馆近，而且是曲艺家开的，人家是冲着“曲艺”二字来的。

　　“人家提出要来这里，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人家的。南方做羽绒服的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拓展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如果谈成了，我这个馆长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秉昆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一见邵敬文那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又心软了。

　　邵敬文接着说：“文化馆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工资，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啊！秉昆你看这事……”

　　秉昆只有痛快地说：“门口那告示对你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我做主。”

　　白笑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

　　那顿饭邵敬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

　　送走他们后，白笑川说：“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陪得高兴。”

　　秉昆说：“老邵瘦多了。”

　　周秉义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她是汉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抗战时期，她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活动，担任过几支抗日队伍的政委，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实际上，她不止“金月姬”一个化名，但这个化名用的时间最长，从抗战时期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担任了省妇联领导后，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那么一改，许多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将不知道她是谁了。组织上说服她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她长期担任省妇联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组织部门把她归入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她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从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称“三八式”。她却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当时才十九岁。二十多岁时，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亲昵地称她“小金同志”，她主要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抗联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传达指示。

　　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组织上完全出于照顾她，才安排她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言，那是相当委屈她了。

　　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对她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样安排您比较合适。省妇联主席现在是副省级，如果您担任副职，那就只能是厅级。您考虑考虑，不必勉强，有什么想法再沟通商量。”

　　她当即表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我的工作费心。”

　　她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依她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自己何必再争一个副部级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了。何况，革命是一回事，凭一腔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一回事，领导哪一行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么有信心。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间换了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的。一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对一把手都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她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了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端坐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或只不过端坐着。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时间，她待在家里不上班。

　　“文革”伊始，这成了她的一大罪状。“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红色寄生虫！”“不走路的走资派！”“僵尸型妇联领导！”——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还不少。

　　最令人费解的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她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赓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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