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9)_梁晓声

九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们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点中学，周蓉与周秉义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儿，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A市举办的音乐会。她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蓉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蓉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周母却希望女儿与蔡晓光是明确的对象关系，在当年那意味着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关系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当年却是民间“道德法庭”最喜欢保护的关系。那种保护的义务感和热忱，往往高于对街道卫生的保护。

　　周母不止一次对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蓉啊，如果连小蔡这样的对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呢？他除了个子比你稍矮点儿，依妈的眼光看，别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种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门槛低，妈觉得单凭这一点，就是人家孩子难能可贵之处……”

　　周蓉总是笑盈盈地应付道：“妈，我的个人问题，你就别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则说：“你哥与冬梅，人家两个好成一个人似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关系了，钉透了还又砸了个弯的关系，妈有什么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让妈操心不行，妈是怕你错失了良缘！”

　　周蓉听烦了，就会反驳道：“妈，第一点，你一定要明白，我与他蔡晓光根本不是什么对象关系！我已经在家里声明过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朋友关系！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第二点，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门槛怎么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周母也会光火起来，指着门说：“你看你看，咱家的门槛高吗？”

　　周蓉看一眼门那儿，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亲，搂着母亲半撒娇半认真地说：“妈，我没嫌小蔡的个子比我矮，我承认他对我特好，人也不错。可全市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未婚青年，不能说什么错失不错失良缘的。妈，我不急着像我哥似的将个人问题定下来，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别再絮叨，多给我点儿考虑的时间啊！”

　　女儿一撒娇，当妈的没咒念了。别看周蓉一向文文静静，其实是有拗脾气的，当妈的也有几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儿犯了脾气。母女俩如上内容的谈话从无结果。

　　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蓉、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他虽是技校造反派头头，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革的嘴脸，起码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从没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时，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比如，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其实更应理解为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著作。它不仅描写到了沙皇、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和库图佐夫等两国元帅、将领，还描写到了安德烈、皮埃尔等俄国贵族，并为战争大背景之下的俄国贵族女性刻画出了难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还用如椽大笔描写了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特别是被占领国俄国的市民农民甚至农奴的命运和心理感受——它是托尔斯泰笔下人物最多的小说，几乎描写到了战争背景之下的俄国各阶层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托尔斯泰当不起“俄国的一面镜子”，估计列宁也不会以那样的比喻评价他。

　　那一日，蔡晓光说罢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就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聊闲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将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

　　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你认为呢？”

　　郝冬梅想了想说：“晓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中，‘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它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你对葛利高里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他立刻回答：“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

　　秉义说：“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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